总攻前夜的指挥部,时间仿佛被拉长了。马蹄表秒针单调的“嗒嗒”声在寂静中格外清晰,每一声都像是敲在紧绷的神经上。李云龙披着军大衣,站在那幅标注得密密麻麻的锦州城防图前,已经一动不动地站了快半个小时。煤油灯的光晕将他高大的身影投射在土墙上,随着灯焰的跳动微微晃动。
赵刚坐在一旁的行军桌边,借着灯光最后一次审阅各师报送上来的政治动员简报和战场纪律保证书。他的眼镜片上反射着跳动的光点,神情专注而凝重。整个指挥部里,除了他们两人,只有值班参谋和通讯兵在各自岗位上沉默地坚守,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
“老赵,”李云龙忽然开口,声音在寂静中显得有些突兀,“你说,范汉杰现在在干什么?”
赵刚抬起头,放下手中的文件,想了想说:“应该也在做最后的部署。不过,他大概想不到我们的总攻就在明天上午。”
“是啊,想不到。”李云龙转过身,脸上带着一种复杂的表情,既有大战将临的兴奋,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可越是想不到,我心里越是不踏实。咱们准备了这么久,动静再小,难道就真的一点风声都没漏出去?”
这是李云龙作为一线指挥员特有的战场直觉——对不确定性的天然警惕。赵刚理解他的担忧,起身走到地图前:“地下党的同志最后一份情报是昨天深夜传出的,确认范汉杰的指挥重心仍在城内老城区的中央银行大楼。外围阵地虽有加强,但没有大规模调动的迹象。国民党空军这几天的侦察重点,也还在我们北线的佯动区域。”
李云龙点了点头,但眉头依然没有舒展。他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秋夜的寒风立刻灌了进来,带着远处隐约飘来的泥土和硝烟混合的味道。夜空中繁星点点,明天会是个好天气——对进攻方而言,这意味着更好的视野,但也意味着要暴露在敌人的空中威胁之下。
“报告!”门外传来侦察营长的声音。
“进来!”
侦察营长带着一身寒气快步走进,敬礼后压低声音说:“司令员,政委,‘鹰眼’小组传回最后一份观察报告。”
“鹰眼”是纵队派往最前沿、潜伏时间最长的一个侦察小组,他们甚至渗透到了敌配水池阵地侧翼的一个废弃矿洞里,距离敌前沿工事不足五十米。
“说。”李云龙示意他直接汇报。
“两组重要情况:第一,今天入夜后,敌配水池、亮马山核心阵地有异常灯光信号,频繁且规律,怀疑是在进行最后的通讯测试或部署微调。第二,”侦察营长顿了顿,“约两小时前,观察到约一个连的敌军,携带大量木箱和器材,从城内方向运动至亮马山阵地后方的一处洼地,行动隐蔽,但借助月光,我们判断那些木箱可能是某种储备弹药或特种装备。”
“特种装备?”李云龙眼神一凛,“能判断是什么吗?”
“距离太远,无法确认。但箱子规格统一,搬运时显得很沉重。我们小组长怀疑,可能是火焰喷射器或者新补充的炸药。”
李云龙和赵刚对视一眼。范汉杰在最后关头向核心阵地补充特种装备,这绝不是好兆头。
“知道了。告诉‘鹰眼’,继续监视,注意自身安全,总攻开始后按计划行动。”李云龙挥了挥手。
侦察营长离开后,指挥部再次陷入沉默。李云龙走回地图前,手指重重地点在亮马山和配水池的位置:“看来,这两颗门牙,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硬。”
“但必须拔掉。”赵刚语气坚定,“主攻团的爆破队和突击队,已经针对各种情况做了预案。我们自制的重型爆破筒,就是为了对付这种情况准备的。”
时间在焦虑的等待中缓慢流逝。凌晨三点,各师陆续传来“准备就绪”的最终报告。所有部队已进入指定位置,官兵们正在做最后的战斗准备:吃下高能量的干粮(如果还能吃得下),检查武器弹药,默默等待进攻信号的到来。
就在这时,指挥部的电话铃声刺耳地响起。通讯参谋接起电话,听了几句,脸色骤变,捂住话筒转向李云龙和赵刚:“司令员,政委,是三师雷师长紧急电话!说他们抓到了一个可疑人物,声称有绝密情报要直接向纵队首长报告!”
“可疑人物?什么来路?”李云龙沉声问。
“据三师报告,此人约四十岁,穿着百姓衣服,但手上有长期用枪的老茧。他是在试图穿越我警戒线时被巡逻队扣押的。他自称是……是锦州守军第九十三军暂编二十二师师长李长雄的副官,有要事求见我军最高指挥官。”
李长雄?这个名字李云龙和赵刚都不陌生。情报显示,此人是滇军出身,并非蒋介石嫡系,长期受中央军排挤,对范汉杰的指挥也时有不满。纵队敌工部门曾试图通过渠道接触,但未能成功。
“人在哪里?”李云龙立刻问。
“已经被严密控制,正在送往纵队指挥部的路上,由雷师长亲自押送,预计半小时后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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