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攻日期的确定,像一根无形的鞭子,抽打着纵队上下每一个人的神经。最后的准备阶段,时间是以小时,甚至分钟来计算的。紧张、期待、以及大战前特有的那种混合着亢奋与压抑的气氛,弥漫在每一个屯兵点、每一道交通壕、每一处炮兵阵地。李云龙的前沿指挥部里,那部与东总及各师联系的电话,铃声变得更加频繁急促。
“告诉后勤部长,老子不管他用什么办法,明天太阳落山前,最后一批炮弹必须给我运进前沿弹药所!少一发,我撤他的职!”李云龙刚撂下一个电话,又抓起另一个,“炮兵团吗?试射数据都核准了没有?弹着点偏差超过十米的目标,都给老子重新测算!我要的是覆盖,是摧毁!”
他嗓音沙哑,眼窝深陷,但精神却处于一种高度集中的亢奋状态,像一张拉满的弓。赵刚同样忙碌,他刚审阅完各师报送的政治动员情况和战场纪律要求,正安排敌工部门的同志,对可能策反的守军目标进行最后接触。
“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于一场大规模攻坚战而言,弹药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粮草。纵队后勤部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1. 弹药囤积: 这是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从后方兵站、仓库,到师、团级补给点,再到最前沿冲击出发阵地的弹药囤积所,一条庞大而脆弱的运输线在夜以继日地运转。骡马大车、人力手推车、甚至战士们的肩膀,构成了这条生命线的主要载体。大量的炮弹(山炮、野炮、迫击炮)、子弹、手榴弹、炸药包被秘密运抵前沿。在隐蔽性极强的弹药囤积所里,各种弹药被分门别类,码放整齐,盖上防雨布,随时准备输送给攻击部队。后勤部长几乎天天泡在第一线,协调运输,监督分发,确保“弹药供应到连,给养供应到灶”。
2. 给养与医疗:同时,足够部队食用三到五天的干粮(炒面、饼干、熟食)和饮用水也被输送到位。野战医院在相对安全的二线地域展开,手术台、药品、血浆、绷带准备就绪。大量的担架队由民兵和支前民工组成,他们进行了简单的战场救护培训,随时准备冒着炮火抢救伤员。
3. 交通线维护: 工兵部队在全力维护和拓展通往各主要进攻方向的交通壕网络,确保攻击发起后,预备队和弹药能够及时前送,伤员能够迅速后运。他们对关键地段的壕沟进行了加固,防止被敌炮火轻易摧毁。
炮兵,被李云龙视为砸开锦州城防的“重锤”。其准备工作的细致与否,直接关系到步兵的生死和攻坚的成败。
所有火炮发射阵地都进行了最后的加固,挖掘了更深、更坚固的炮床和掩体,以抵御敌可能的炮火反制。伪装工作做到了极致,不仅火炮本身披上了伪装网,连阵地周围的车辙、人员活动痕迹都进行了清理和掩饰。炮兵们昼夜守在阵地上,反复检查火炮状态,擦拭炮弹,确保万无一失。
炮兵指挥所里,电话声、口令声、计算兵的算盘声(或计算尺滑动声)此起彼伏。根据前沿侦察兵和观察所传回的最终坐标,每一门火炮对各自负责的目标进行了最后的诸元装定。一份极其详密的火力准备计划表下发到各炮群:
破坏射击阶段: 针对敌明确标定的碉堡、永久火力点、指挥所,进行精确的点对点打击。
压制射击阶段:对敌炮兵阵地、预备队集结地域、交通枢纽进行面积覆盖,压制敌反击能力和火力支援。
拦阻射击阶段: 在敌可能实施反冲击的路线上,预设炮火拦阻区。
延伸射击节奏:与步兵冲击协同,规定了炮火向敌纵深延伸的时间点和信号。
即使在最后时刻,步炮协同的演练仍在利用地图和沙盘反复进行。步兵指挥员和炮兵前进观察员(通常配属到主攻营连)在一起明确联络方式、识别信号(如信号弹、曳光弹、布板)、以及炮火延伸后步兵发起冲击的时机。李云龙严令:“步兵要相信炮兵,炮兵要珍惜步兵!谁掉了链子,老子一起收拾!”
即将担任第一波突击任务的部队,是纵队的刀尖。他们的状态,决定着突破口能否迅速打开。
战士们反复检查着自己的武器,步枪通条来回抽动,刺刀磨得雪亮,机枪射手校准着标尺,冲锋枪手压满弹匣。配属给突击分队的爆破手、火箭筒手(如果装备了的话)、火焰喷射器手(如果装备了的话),则最后一次清点和熟悉他们的特种装备。那些威力巨大的自制爆破筒和炸药包,被格外小心地放置在安全位置。
在主攻团、营的隐蔽部里,连排长们拿着简易的沙盘或大比例尺地图,向每一个班长、每一个战斗小组长,甚至关键岗位的士兵,明确他们的具体任务:攻击路线、目标碉堡编号、火力分工、爆破对象、以及伤亡代理顺序。确保在任何情况下,攻击都不会失去指挥。
赵刚领导的政治工作系统发挥着巨大作用。营连指导员们利用最后的时间,开展各种形式的动员。有的组织“诉苦”大会,激发阶级仇恨;有的宣读杀敌立功条例,鼓舞士气;有的则进行简单的心理疏导,缓解新战士的紧张情绪。**员、共青团员被要求冲锋在前,起模范带头作用。许多战士写了决心书、入党申请书,甚至留下了简单的遗书。一种“为人民牺牲光荣”的豪情,在突击部队中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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