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7章 蛛丝马迹（六）

柳滩镇残联办公室在一栋九十年代建的办公楼三层。楼梯间的墙上贴着褪色的宣传画：关爱残疾人，共建和谐社会。水泥台阶边缘破损，扶手锈迹斑斑。

办公室门开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办事员正低头填写表格。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眼神里是日复一日面对琐碎工作的疲惫。

什么事？

我们想查一个人。王蓉拿出准备好的资料，我姐姐，听力障碍，很多年前走失了，可能来过柳滩镇。

办事员接过资料，扫了一眼照片：什么时候走失的？

2002年左右。

那太久了。办事员把资料推回来，我们系统是2008年才全省联网的，之前的都是纸质档案。而且……她顿了顿，残疾人登记是自愿原则，很多人不登记。

周文上前一步：那能不能查查2008年以后的登记？或者有没有本地的聋哑人互助组织？

办事员打量了他们一下，大概是看他们不像来找茬的，语气缓和了些：2008年以后的在电脑里，我可以查查。但你们得有具体姓名。

王玲。或者可能的化名：李静，王芳。

键盘敲击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响起。电脑是老式的CRT显示器，开机用了两分钟。办事员一边操作一边说：我们镇登记的听力语言残疾人一共43个，其中女同志19个。年龄从8岁到76岁……

屏幕上的表格一页页滚动。王蓉盯着那些名字和身份证号，心跳加速。但一个个看下来，没有王玲，也没有相近的化名。年龄对不上，户籍地也对不上——登记的都是本地人或周边乡镇的。

没有。办事员转过椅子，你们要不要看看纸质档案？在隔壁仓库。

仓库不大，堆满了文件箱和旧办公设备。灰尘在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光线里飞舞。办事员指着墙角几个纸箱：2005年到2008年的，都在这儿了。更早的……可能丢了，也可能在县残联。

纸箱没有标签。王蓉和周文一人搬下一个，放在地上打开。里面是牛皮纸档案袋，用麻绳捆着。解开绳子，抽出泛黄的登记表——手写的，字迹各异。

他们蹲在地上，一份份翻看。登记表很简单：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残疾类别、家庭住址、联系电话。很多联系电话栏是空的，或者写着无。

王蓉的手指在纸页上轻轻滑过。这些陌生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张小兰，1975年生，聋哑，务农；李秀英，1982年生，听力残疾，小学辍学；赵梅花，1968年生，语言障碍，丧偶……

但没有王玲。

翻完第一个箱子，手指已经沾满灰尘。周文去走廊接了两杯水，递给王蓉一杯。办事员站在门口：需要我帮忙吗？

您对镇上的聋哑人有了解吗？特别是外来务工的？周文问。

办事员想了想：前几年好像有个哑巴媳妇，在集市上卖鞋垫。但不是我们镇的，是外地嫁过来的。后来……好像走了。

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不记得了。办事员摇头，那会儿我刚调来，就见过一两次。瘦瘦的，不爱说话，哦对了——她突然想起什么，她手上好像有块疤，右手虎口那里。

王蓉的手抖了一下，水洒出来。姐姐右手虎口有疤，是小时候被镰刀割的。

什么时候的事？她后来去哪儿了？

得是五六年前了吧。办事员努力回忆，听说婆家对她不好，她就跑了。具体去哪儿……有人说去县城了，也有人说回娘家了。但这些都是听说的，不一定准。

线索，又是这种模糊的、无法验证的线索。王蓉感到熟悉的无力感——好像每次离姐姐近一点，就会碰到一堵墙，墙上写着此路不通。

他们继续翻剩下的纸箱。灰尘钻进鼻子，王蓉忍不住打喷嚏。周文让她休息，自己加快速度。但直到最后一个箱子翻完，太阳已经西斜，还是没有找到任何直接证据。

办事员要下班了，委婉地催他们离开。走出办公楼时，晚风带着河水的湿气吹来，王蓉打了个寒颤。

至少有个方向。周文说，卖鞋垫的哑巴媳妇，手上虎口有疤。这和姐姐的特征吻合。

但那是五六年前的事了。王蓉的声音很轻，五年，足够一个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沿着河岸慢慢走。夕阳把河面染成橘红色，对岸集市的棚子开始收摊，商贩们打包货物，装车离开。一天的喧嚣渐渐平息。

明天去集市打听。周文说，卖鞋垫的摊位一般在哪儿？老商贩应该记得。

如果她真的在这里卖过鞋垫，王蓉停下脚步，那她靠什么生活？一天能卖几双？住哪里？这些年来，她是怎么过的？

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河面上，一条运沙船突突驶过，打破水面的平静。船过后，涟漪一圈圈荡开，然后恢复平静，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周文的手机响了，是他导师的回信。他看了一眼，表情复杂。

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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