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7章 蛛丝马迹（一）

回到省城的第三天，王蓉站在大学社会学系资料室的地图前，手里拿着红色马克笔。墙上挂着一幅本省水系图，蓝色的河流像脉络般从北向南延伸。她的目光沿着老家那条无名溪的轨迹移动——它汇入小河，小河汇入支流，支流最终汇入这条横贯全省的大河。

马克笔的笔尖悬在河流下游某个位置。根据媒人赵巧嘴的信息、这些年零散的目击报告，以及她自己对姐姐王玲性格的理解——一个聋哑农村女性，不会走太远，但会本能地沿着水流向下游走——她圈定了三个镇：青石镇、柳滩镇、河口镇。

这三个镇都在大河下游一百公里范围内，经济都不发达，但各有特点：青石镇有石材加工厂，柳滩镇是传统集市，河口镇有水运码头。如果姐姐还活着，如果她需要谋生，这三个地方都有可能。

你确定要这么做？

王蓉回头，看见周文站在资料室门口。他手里拿着两杯咖啡，递给她一杯。

确定。王蓉接过咖啡，目光回到地图上，这四年的田野调查，我收集了那么多女性困境的案例，分析了那么多结构性问题。但现在，我必须先解决一个具体的问题：找到我姐。

周文走到她身边，看着地图上的红圈。这三个镇相隔五十多公里，你怎么找？

一个镇一个镇找。王蓉的声音很平静，我从青石镇开始。那里有石材厂，需要大量洗石工——这种工作对语言要求低，适合听力障碍者。

你打算辞掉助教工作？

已经辞了。王蓉从包里掏出一封辞呈副本，昨天交的。张教授很遗憾，但他很理解。

周文沉默地喝咖啡。资料室里只有空调的低鸣和远处传来的校园广播声。

钱呢？这么找下去，开销不小。

我有积蓄。论文发表的稿费，还有之前几个调研项目的补贴。王蓉转身面对他，周文，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冲动。但我三十一岁了，找了姐姐四年，写了无数关于沉默与失语的文章。现在，我要把文章变成行动。

周文看着她。窗外的秋光透过百叶窗，在她脸上投下明暗相间的条纹。他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见她时，那个在张教授办公室里紧张地陈述研究计划的研一女生。那时的她眼里有学术的热情，也有深藏的伤痛。现在，伤痛已经转化成一种沉静的决心。

我陪你去。他说。

王蓉摇头。你的博士论文还没完成，项目也在关键期。这是我的家事。

但这是重要的事。周文坚持，而且，我的研究课题是流动人口的社区融入，这三个镇都是典型的劳动力输入地。我去，既是帮你，也是做田野。

两人对视。王蓉看到周文眼里的认真，还有那些没说出口的话——这四年来，他陪她走过那么多田野点，听过她深夜的焦虑，见过她面对苦难时的颤抖。他们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学术伙伴。

好吧。她最终说，但我们要约法三章：第一，以我的寻找为主，你的研究为辅；第二，如果找到姐姐，由我来处理所有家庭事务；第三……她停顿，如果三个月内没有实质进展，你就回学校完成论文。

周文伸出手：成交。

握手时，王蓉感到他掌心的温度。那种真实的、有生命的温度，让她突然意识到，这是四年来第一次有人能真正分担这份沉重的寻找。

下午，他们开始做行前准备。王蓉整理了一个寻亲档案袋，里面包括：姐姐王玲十七岁的照片（复印了五十份）、姐姐的基本信息（出生日期、体貌特征、残疾情况）、重要时间节点（出嫁、生子、出走的时间），以及可能的化名（根据赵巧嘴提供的线索，姐姐可能使用李静王芳等常见化名）。

周文则负责技术准备：他借来一台高清扫描仪，把王玲的照片扫描后做了数字化处理——调整亮度、修复划痕，让那张二十多年前的照片尽可能清晰。他还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录入所有已知线索，并标注了可信度等级。

我们应该先联系这三个镇的派出所。周文指着电脑屏幕，虽然之前可能查过，但时间过去这么久，户籍系统有更新，也许会有新发现。

王蓉点头。她翻开笔记本，上面记录着四年前第一次去派出所查询时的经历：民警态度敷衍，说聋哑妇女走失很常见，大多数找不回来。那次她哭着走出派出所。

这次不一样。她对自己说，我有更清晰的线索，更坚定的决心，还有……帮手。

傍晚，他们去系里向张教授告别。老教授的办公室堆满书籍，茶香氤氲。他听完他们的计划，沉默了很长时间。

王蓉，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他放下茶杯，不是你理论的敏锐，也不是你田野的扎实，而是你始终没有忘记研究的起点——那个具体的人。很多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会把具体的人抽象成案例，把血肉苦难蒸馏成理论概念。你没有。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多，但够你们在下面镇子里住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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