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6章 交叉小径的探索（十）

绣谱留在阿静房间的第三天下午，王蓉收到了一个包裹。没有寄件人信息，是同城快递。拆开，里面是那本绣谱，还有一张纸条：你认错人了。别再来了。

字迹工整，甚至可以说娟秀，但笔画僵硬，像是很久没写字的人费力写成的。王蓉把纸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试图从笔画的轻重、转折的弧度里读出更多信息。但纸条本身传递的信息已经足够清晰：拒绝。

她坐在出租屋的地板上，背靠着床沿。窗外的阳光一寸寸移动，从书桌移到墙角，最后消失。房间里渐渐暗下来，但她没有开灯。

手机屏幕在昏暗里亮起又暗下。母亲打来三个电话，周文发了五条消息，张教授也来询问调研进展。她都没有回复。世界好像被一层薄膜隔开了，所有的声音、期待、责任都变得遥远模糊。

只有那张纸条上的七个字是真实的：你认错人了。别再来了。

夜里十点，她终于站起来，打开灯。从背包里拿出所有田野资料：西部山乡的照片、南方工厂的录音、城中村的笔记、石洼子的刺绣样本，还有这四年来收集的关于姐姐的所有线索——车票存根、问询记录、模糊的监控截图、目击者证词。

她把它们摊在地上，像拼一幅巨大的拼图。然后她看到了一直忽略的图案：所有这些寻找，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姐姐希望被找到。

但如果她不想呢？

王蓉想起阿静的眼神：恐惧、躲闪、挣扎，还有深藏的疲惫。那不是被寻找者的惊喜，是被追逐者的惶恐。如果姐姐离家出走不是被迫，而是选择？如果她的沉默不是失语，是拒绝言说？

这个想法像冰水浇下来。四年寻找，她一直把姐姐设定为受害者，需要被拯救的失语者。但有没有可能，姐姐才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以出走为抗争，以消失为宣言？

凌晨一点，她拨通了周文的电话。

我可能错了。她的声音沙哑。

关于阿静？

关于一切。王蓉看着地上摊开的资料，我一直在找我的姐姐，但那个二十岁出嫁、二十三岁出走的王玲，可能早就不存在了。现在的她——如果阿静是她——已经用十多年时间，长成了另一个人。关键她不是聋哑人，我有什么权利，用妹妹的身份去打扰她重活的人生？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你想放弃？

我想……尊重。王蓉闭上眼睛，如果她选择以阿静的身份活下去，那是她的权利。我的寻找，可能只是一种自私的纠缠。

但你母亲呢？你外甥呢？他们有权利知道她还活着。

知道之后呢？王蓉问，如果阿静坚持自己是李静，不是王玲，怎么办？如果相见带来的不是团聚，是更深的伤害呢？

这个问题太沉重，两个人都沉默了。窗外传来夜归人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远及远。

王蓉，周文终于说，你还记得在石洼子，我们讨论过的研究伦理吗？最重要的原则是：不伤害。如果继续寻找可能伤害到她，那么暂停，也许是更负责任的选择。

暂停。王蓉重复这个词，四年了，我第一次想暂停。

挂掉电话后，她开始收拾地上的资料。不是按照项目分类，而是按照时间顺序：2010年第一次返乡调查，2011年找到媒人赵巧嘴，2012年追踪到省城线索，2013年——现在，在这个南方小镇遇到阿静。

一条清晰的轨迹：她从家族史研究出发，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田野，最终所有的线索又收束回一个具体的人。但这个人告诉她：你认错人了。

她拿起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别再来了。不是请求，是警告。

凌晨三点，她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上午，她去了镇上的邮局，买了一个结实的纸箱。回到出租屋，她把所有关于姐姐的资料——除了那本绣谱——全部放进去：照片、笔记、录音、车票，还有这些年写下的寻人日记。然后用胶带封箱，在箱子上写下日期：2013年10月28日。

这个箱子不是要寄走，是要封存。她把它塞进床底最深处。

接着，她开始整理田野调查的资料。这些与寻找姐姐无关，是她作为研究者的工作成果。她分类、编号、打包，准备寄回学校的实验室。

做完这一切，她给张教授发了封长邮件，说明了情况：阿静的线索中断，决定暂停寻找；田野资料已整理完毕，请求延长调研时间，专注于手工艺女性的研究课题。

张教授很快回复：理解你的决定。有时放下，是为了更深的承担。批准延期。

中午，她提着行李下楼。经过七号院时，她停下脚步，抬头看向二楼窗户。窗帘紧闭，但窗台上那盆芦荟在阳光里绿得发亮。

她没有敲门，没有留纸条，只是站在那里看了几分钟。然后转身，朝车站走去。

去车站的路上，她给母亲打电话。

妈，我要离开这个镇子了。

找到你姐了吗？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