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7章 蛛丝马迹（二）

王蓉的辞职手续办得很快，快得让她自己都有些恍惚。系办公室的老师把离职证明递给她时，欲言又止：王老师，你再考虑考虑？讲师编制现在多难拿……

谢谢，我考虑好了。王蓉接过那张盖着红章的白纸，觉得它轻得没有重量，又重得压手。

消息像水波一样在系里传开。她回教研室收拾东西时，几个同事投来复杂的目光——有不解，有惋惜，也有隐隐的早就知道她会走的意味。一个比她早两年入职的女讲师走过来，压低声音：听说你是要去找你姐姐？

王蓉点点头。

值得吗？女讲师的眼神很认真，讲师转副教授的关键期，你这一走，位置就没了。你姐……失踪这么多年，找到的概率有多大？

这个问题太直接，直接到王蓉必须面对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她看着办公桌上还没拆封的新学期教材，那本《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封面上，方法论流程图清晰得近乎冷酷。

我不知道概率。她诚实地回答，但有些事，不能用概率算。

收拾办公桌花了不到半小时。四年的教学生涯，留下的东西少得可怜：几本专业书，一个保温杯，一盆绿萝，还有抽屉深处那本绣谱——她一直把它放在学校，像是在学术世界和家族记忆之间维系某种平衡。

现在，平衡被打破了。她把绿萝送给隔壁办公室的研究生，书捐给系资料室，只带着保温杯和绣谱离开。走出文科楼时，秋风吹过，她下意识拉紧了外套。这件外套还是三年前用第一笔课酬买的，当时她站在商场镜子前试穿，心想我现在是大学老师了。

那个身份，今天正式结束了。

手机震动不停。系群里的告别消息一条条弹出：祝王老师一切顺利、常回来看看、保重。她一条条看完，没有回复。说什么呢？说谢谢？还是说我会找到姐姐的？

下午，她去见张教授最后一面。老教授的办公室里，茶已经泡好。

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手续都办完了？

办完了。

沉默。水壶在电陶炉上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张教授缓缓说，我担心你这一走，不仅离开了学术体制，也离开了思考的工具。田野中的具体经验很重要，但如果没有理论的透镜，经验就是一堆碎片。

王蓉握紧茶杯。老师，我这四年一直在用理论透镜看世界。我分析了工分制的性别歧视，研究了流动人口的边缘化，探讨了残疾女性的多重弱势。但我姐姐还在失踪中。那些理论解释了一切，却改变不了任何事。

所以你要用行动去改变？

至少要去尝试。王蓉抬起头，老师，您教过我们福柯的话：知识就是权力。但我现在觉得，知识要变成权力，需要有人把它从书斋里带出去，带到需要它的地方。我姐姐可能永远看不懂我的论文，但她需要有人找到她。

张教授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笑了，笑容里有欣慰也有苦涩。我教了四十年书，总告诉学生要知行合一。现在我的学生真要这么做了，我却在这里担心她的前途。真是……他摇摇头，去吧。但答应我一件事：每天写田野笔记，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不迷失。

我答应。

离开学校前，王蓉去了趟图书馆。不是去查资料，是去还那张用了四年的借阅证。刷卡进门的嘀声，书架间熟悉的油墨味，阅览室里翻书的沙沙声——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她在社会学书架前站了一会儿，手指拂过那些熟悉的名字：韦伯、涂尔干、福柯、布迪厄……这些曾经照亮她世界的思想家，此刻像远方的星辰，依然明亮，但不再能温暖她脚下的路。

走出图书馆时，天开始下雨。她没有打伞，让秋雨细细地落在头发上、肩上。校园广播在放一首老歌，旋律在雨声中模糊不清。

手机响起，是周文。你在哪儿？我送你去车站。

不用，东西不多。

不是送行李，是送你。周文坚持，二十分钟后，南门见。

挂了电话，王蓉慢慢往南门走。雨中的校园有种静谧的美，梧桐叶湿漉漉地贴在路面上。她想起四年前第一次走进这个校园，那个从乡村来的、满心惶恐又满怀希望的女孩。那时她以为，知识能解决所有问题，包括找到姐姐。现在她知道，知识只是工具，真正的寻找需要双脚、眼睛和一颗不放弃的心。

周文的车停在南门。王蓉上车时，看见后座放着一大袋东西：方便面、饼干、矿泉水、充电宝、常用药，甚至还有一把强光手电。

你这是……

三个镇子都不大，住宿条件可能不好。周文发动车子，有备无患。

车驶出校园，汇入城市的车流。雨刮器规律地摆动，窗外的世界模糊又清晰。等红灯时，周文忽然说：昨天我导师问我，为什么要陪你做这件事。我说，因为有些事比论文重要。

王蓉转头看他。他的侧脸在车窗透进的微光里显得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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