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6章 交叉小径的探索（二）

从西部山乡到南方工业镇的跨越，像是从一个世纪的褶皱跌入另一个世纪的轰鸣。王蓉拖着行李走出长途汽车站时，被扑面而来的热浪和噪音淹没了——摩托车的喇叭声、加工厂的机器声、路边音响震耳欲聋的流行歌，还有空气里混杂的塑胶和机油味。

这里是珠江三角洲腹地的一个工业镇，街道两旁是密密麻麻的招工广告：急招流水线女工，18-30岁，月薪2800-3500，包吃住电子厂招工，熟手优先，可预支工资。每块广告牌前都围着些年轻面孔，拖着行李，眼神里是初来乍到的茫然和急于安顿的焦灼。

王蓉按照张教授介绍的联络人地址，找到镇郊的一家中型电子厂。联络人陈姐是厂里的行政主管，四十来岁，短发干练。她带王蓉走进厂区时，流水线的轰鸣隔着墙壁传来，地板都在微微震动。

你想了解女工的情况，得先看看她们怎么工作。陈姐推开一扇厚重的隔音门。

巨大的车间展现在眼前。数百个女工坐在长长的流水线两侧，统一穿着浅蓝色工衣，戴着头套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传送带匀速移动，她们以几乎相同的频率伸手、取件、组装、放下。没有人说话，只有机器规律的咔嗒声和偶尔质检员的喝斥。

王蓉注意到，许多女工在面前贴着小纸条，上面写着数字——那是她们今天的计件目标：800个、1000个、1200个。一个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女孩，手指翻飞得几乎出现残影，但眼神是空洞的，盯着传送带上的某个点，灵魂像暂时离开了身体。

这条线是做手机配件的。陈姐压低声音，白班早八点到晚八点，中间休息一小时。夜班反过来。一个月调一次班。

她们能承受吗？

不能承受的已经走了。陈姐语气平淡，留下来的，都是家里等着寄钱的。

参观完车间，陈姐带王蓉去女工宿舍。八人间，上下铺，每张床上挂着布帘。空间逼仄，但收拾得很干净。王蓉看见几个床头贴着照片——父母、孩子、家乡的山。有一个床头挂着一串千纸鹤，彩纸已经褪色。

这个床位是李春芳的。陈姐指着一个下铺，贵州山区来的，在这干了四年。你想了解具体情况，可以找她聊聊。

傍晚六点，食堂开饭。王蓉混在女工队伍里打饭——一勺白菜，一勺土豆，几片肥肉，米饭管够。她找到李春芳时，对方正端着饭盒往宿舍走。

陈姐让我来找你。王蓉递上自己的证件和介绍信。

李春芳警惕地看了她几眼，点点头。两人在宿舍楼后的石凳上坐下。她二十三岁，但眼角的细纹和粗糙的双手让她看起来老十岁。

你想问什么？李春芳扒了口饭。

就是想了解你们在这的生活。

李春芳沉默地吃着，直到饭盒见底，才开口：没什么好说的。干活，吃饭，睡觉，寄钱回家。

一个月寄多少？

两千五。自己留五百。她掏出手机，给王蓉看相册——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对着镜头笑，背景是土坯房。我儿子。在老家我爸妈带。

王蓉想起自己的外甥李栓柱。如果姐姐王玲没有失踪，如果她也外出打工，栓柱是不是也会成为这样的留守儿童？

想孩子吗？

李春芳的手抖了一下。想有什么用。她收起手机，视频一个月打一次，信号不好，说不上几句话。他上次叫我妈妈，我都愣了，因为……他口音变了，跟我爸妈学的土话。

暮色渐浓，宿舍楼陆续亮灯。王蓉跟着李春芳回宿舍，看她从床底拖出一个小铁盒。里面是账本、汇款单存根、儿子的照片，还有一本巴掌大的笔记本。

这是什么？

瞎写的。李春芳犹豫了一下，还是递过来。

王蓉翻开。本子上是密密麻麻的铅笔字，字迹工整得惊人。不是日记，更像是零碎的观察和感受：

3月12日，县长今天骂了小梅，因为她手指磨破血沾到零件上。小梅没哭，但去厕所待了很久。

4月5日，清明，梦见我妈。她说家里下雨，屋顶漏了。醒来查银行卡，离发工资还有八天。

5月20日，线上来了个新女孩，十六岁，身份证是借的。她说要挣钱给弟弟上学。她不知道，她弟弟以后也会出来打工。

6月30日，手指关节疼得睡不着。想起小时候我妈的手也是这样，她说女人都这样。

王蓉一页页翻看，感到喉咙发紧。这些朴素的句子，比任何学术论文都更直接地刺穿了流水线女工的生存真相。

你写得很好。她把本子还回去。

还有什么用。李春芳苦笑，又不能当饭吃。有次我试着投给厂报，编辑说太消极，影响工人积极性。

晚上九点，王蓉借宿在陈姐的办公室隔间。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白天看到的画面在眼前循环：那些麻木的眼神，那些翻飞的手指，那些床头褪色的千纸鹤。

手机震动，周文发来消息：工厂调研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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