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6章 交叉小径的探索（一）

长途客车在盘山公路上颠簸了七个小时后，终于把王蓉甩在一个连站牌都没有的岔路口。司机指着那条向山谷延伸的土路：往前走三里，看见白杨树就是柳树沟村小学。你要找的张校长在那儿。

这是王蓉田野调查的第一站。选择这里，是因为在省妇联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看到过这个地名：柳树沟村，留守儿童占比83%，其中女童失学率近年有所回升。

她背起行囊往前走。三月的西部山乡，风还凛冽，刮起黄土扑在脸上。路两旁是干涸的梯田，偶尔能看到佝偻着背的老人在田里缓慢移动。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地图显示这里距省城只有两百公里，却像是两个世界。

白杨树看到了。三棵，长在一个土墙围成的院子外。院子里有两排平房，一面褪色的国旗在旗杆上耷拉着。课间时间，十几个孩子在满是尘土的操场上追着一个瘪了的皮球。

张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黑瘦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蓝中山装。他正在给教室窗户钉塑料布——玻璃碎了几块，用报纸糊着。

省城来的老师？他打量王蓉，眼神里有戒备，我们这儿条件差，没什么好调研的。

王蓉说明来意：做留守儿童教育状况的社会调查，特别是女童。张校长沉默了一会儿，指了指最靠里的教室：四年级，还剩五个学生，全是女娃。你去看看。

教室比想象中更简陋。墙壁斑驳，课桌高低不平。五个女孩挤在三张课桌后，最大的看起来十二三岁，最小的可能只有**岁。她们都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袖口磨得发亮。

王蓉走近时，女孩们齐刷刷抬起头。那一刻，她愣住了。

五双眼睛出奇地大，黑白分明，像蓄着一汪深潭。但因为营养不良，眼眶有些凹陷，使得眼睛在瘦小的脸上显得更大、更空洞。她们看着她，不说话，不笑，只是看。

这就是简报里说的大眼睛——不是摄影作品里那种充满渴望的大眼睛，而是被漫长的等待和沉默撑大的、已经学会不期待的眼睛。

老师好。最大的女孩先开口，声音细得像蚊子。

你们好。王蓉尽量让声音轻柔，我叫王蓉，来和你们聊聊天，可以吗？

女孩们互相看看，最小的那个往大女孩身后缩了缩。

张校长在门口说：这是省城大学来的老师，问什么你们就说什么。不白问——他转向王蓉，带文具了吧？给她们点本子铅笔就行。

王蓉从包里掏出准备好的文具袋，每个女孩一份：两个笔记本，两支铅笔，一块橡皮。女孩们接过时，手很轻，像接过易碎的宝物。

谢谢老师。又是那个大女孩带头说。其他女孩跟着小声重复。

课间结束，张校长去隔壁教室上课。王蓉留在四年级教室，试着和女孩们交谈。最大的女孩叫小娟，十三岁，父母在深圳电子厂，三年没回来了。她带着九岁的妹妹小玲住在外婆家，外婆七十岁，腿脚不好。

平时谁做饭？王蓉问。

我。小娟说，中午放学跑回家做，吃了再跑回来上课。下午放学先去地里帮外婆干会儿活，回家做晚饭，洗衣服，检查妹妹作业。

你自己作业呢？

小娟低下头：晚上写。有时候写着写着就睡着了。

王蓉看向她的手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泥土。这不该是一个十三岁女孩的手。

喜欢上学吗？

小娟沉默了很久。喜欢。声音几乎听不见，但外婆说，等我小学毕业，就不让上了。家里没钱，弟弟——我爸妈在深圳又生了个弟弟，要攒钱给他以后用。

你想继续上学吗？

小娟猛地抬起头，那双大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强烈的情绪——是恐惧。老师，你别跟校长说我说这些。外婆知道了会打我。

王蓉感到心脏被攥紧了。她点点头，换了个话题：平时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小娟想了想，从书包最里层掏出一个皱巴巴的作业本，翻开。里面用铅笔画着一些歪歪扭扭的画：一朵花，一只鸟，一个长发女人的侧影。

这是我妈。小娟指着那个侧影，我按照片画的。

画得很稚嫩，但能看出用心。女人的眉眼温柔，嘴角微微上扬。王蓉想起自己小时候，姐姐王玲也曾这样画过母亲。

画得很好。她说。

小娟的眼睛亮了一下，很快又暗下去。我就这一支铅笔头，快用完了。

下午放学，王蓉跟着小娟回家。所谓的家是两间土坯房，屋顶的瓦片碎了好几处，用塑料布盖着。外婆坐在门槛上择野菜，看见王蓉，警惕地问：你是谁？

解释了半天，外婆才勉强让王蓉进门。屋里昏暗，唯一的电器是一台老式电视机，天线坏了，只能收一个台。墙上贴着几张奖状，都是小娟的：三好学生进步标兵。奖状贴得很整齐，边缘用米饭仔细粘过。

这孩子能干。外婆难得地夸了一句，但马上又说，就是命苦，生错了人家。

王蓉帮着小娟生火做饭。灶台很高，小娟要踩着小板凳才够得着。她熟练地刷锅、添水、舀玉米面，妹妹小玲在旁边递柴火。火光映着姐妹俩的脸，那一瞬间，王蓉仿佛看见了童年的自己和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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