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的长白山,雪下得邪性。
腊月里的头场大雪封山前,我们这支十二人的伐木队开进了老黑岭。带队的王德发是个老伐木工,五十出头,满脸风霜刻出来的褶子,一双眼睛却亮得瘆人,看树像看金子。进山前,林场书记拍着他肩膀说:“老王,这批木材任务紧,超额完成有奖金,给队里添两台拖拉机。”老王没说话,只是把旱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火星子溅进雪里,嗤一声就灭了。
我们扎营的地方是片背风坡,帐篷搭起来,铁炉子生上火,外头零下三十多度,里头哈气成冰。队员大多是二三十岁的汉子,除了我跟小李——我那年十九,顶父亲的岗进林场;小李才二十一,细瘦得跟麻秆似的,但手脚勤快,总抢着守夜。
进山第三天,老孙头来了。他是当地的老猎户,听说我们驻在这儿,特意翻了两道梁子来劝。“王队长,”老孙头抿了口烧刀子,胡子上的冰碴子化了又结,“往前五里,那片老林子动不得。里头有棵红松,少说千八百年了,缠满了红绳,那是山神爷的眼珠子。”
老王正磨斧头,砂轮擦出火星子:“封建迷信。”
“不是迷信!”老孙头急了,“早年日本开拓团进去过,砍了七个人,回来疯了五个,剩下俩没出正月就咽气了。那树……那树会记仇。”
帐篷里静了一瞬,只有炉火噼啪。小李缩在角落铺床,我瞧见他手抖了一下。
老王把斧头举到眼前,刃口映着他半张脸:“老孙,任务完不成,全队年终奖都得泡汤。十二张嘴等着吃饭呢。”
老孙头盯着他看了半晌,摇摇头,裹紧皮袄钻出帐篷。帘子落下前,他回头说了句:“真非要去,别碰红绳。千万别碰。”
那夜我值班,听见老王在铺上翻来覆去,铁架子床吱呀响了一宿。
发现那棵红松是在进山第七天。雪停了,日头明晃晃的,照得雪地刺眼。我们沿着规划好的采伐区推进,电锯声、号子声、倒木的轰隆声震得树梢积雪簌簌往下掉。
走到一片罕见的开阔地时,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树真大。
五六个人合抱的树干,笔直冲天,树冠撑开来像顶墨绿的巨伞,在一片相对低矮的林木中突兀得近乎傲慢。更扎眼的是树干上密密麻麻的红布条——褪色的、鲜亮的、破烂成絮的,一层盖一层,从树根一直缠到一人多高的地方,在风里轻轻飘动,像无数条细小的血舌头。
“就它了。”老王说,声音有点干。
副队长张大山凑过去:“队长,这树邪性,要不……”
“要不什么?”老王打断他,“一棵树罢了。动手,今天放倒它,明天就能往山外运。”
没人动。电锯手赵铁柱抱着锯子,喉结上下滚动。小李躲在我身后,我感觉到他在发抖。
老王啐了一口,夺过赵铁柱手里的油锯,一拉绳子,机器突突响起来。他走到树前,抬头看了看,忽然伸手去扯那些红绳。
“队长!”好几声惊呼。
老王像是没听见,用力一拽。陈年的布条朽了,簌簌断裂,但底下还有更多,层层叠叠,仿佛这棵树是从红绳里长出来的。他扯了一会儿,额头冒汗,最后抄起斧子,照着一处缠绕最密的地方劈下去。
斧刃陷进树干与红绳之间时,怪事发生了。
先是声音。不是砍木头的闷响,而是某种粘稠的、类似撕裂厚皮革的声音。接着,斧头拔出来时,带出了一股暗红色的汁液,浓稠得像糖浆,慢慢从砍口渗出来。
空气里腾起一股味儿。
不是松脂香。是铁锈味,混着点腥,像冻了一冬的牲口棚突然敞开门的那种气息。离得近的几个队员捂住鼻子后退。老王僵在那儿,斧头还举着,刃口滴着红。
“继续。”他说,声音发紧。
赵铁柱硬着头皮上前,油锯对准树干。锯齿啃进去时,那树竟然发出一声悠长的呻吟——不是风吹过树梢的呜咽,而是低沉的、从地底传来的叹息。油锯突然卡住,赵铁柱吓得松了手,机器砸在雪地上,突突两声熄了火。
“废物。”老王骂了一句,捡起斧子,“用老法子。”
四个人,两把大斧,轮流砍。每一下都溅出更多的暗红汁液,那气味越来越浓,熏得人头晕。砍到日头偏西,缺口才进去一半。树身开始倾斜,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
“要倒了!避!”老王嘶吼。
所有人退到安全距离。那棵千年红松缓缓倾斜,红绳在风中狂舞,像垂死挣扎的触须。倒地的瞬间,大地震颤,雪沫扬起来,迷了人眼。等尘埃落定,我看见树干断口处,一圈圈年轮密密麻麻,中心部分竟是暗红色的,仿佛浸透了血。
老王走过去,摸了摸断面,手指沾上粘稠的红色。他放在鼻子下闻了闻,脸色白了白,但很快恢复常态:“收拾工具,明天再来截材。”
回去的路上格外安静。谁也没说话,只有踩雪的咯吱声。我回头看了一眼,暮色里,那截巨大的树桩杵在雪地中,像一座黑色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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