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岭的冬天,来得迅猛而酷烈。仿佛一夜之间,呼啸的北风就卷走了山峦间最后一点斑斓的色彩,只剩下铁灰色的岩石与墨绿色的松柏,在铅灰色的天幕下顽强挺立。气温骤降,呵气成霜,简陋的木屋即使缝隙被茅草和泥巴仔细封堵,依旧难以抵御那无孔不入的寒气。
对于林薇和整个根据地而言,这个冬天,是比日军扫荡更为漫长和严酷的考验。李政委在干部会议上,用了一个极其形象又沉重的词来形容当前的处境——“冬藏”。不是退缩,而是像动物过冬一样,最大限度地保存实力,降低消耗,默默积蓄力量,等待春天的惊蛰。
“冬藏”的第一要义,是粮食。秋收的那点粮食,在不断增加的人口和日伪日益严密的封锁下,显得杯水车薪。每个人的口粮配额再次被削减,稀粥能照见的米粒更少了,野菜团子里掺杂的麸皮和树皮粉比例更高了。饥饿,成了每个人胃里挥之不去的冰冷石头。后勤处组织了几次冒险下山购粮的行动,不是空手而归,就是付出了血的代价。垦荒队试图在背风的阳坡开辟新的土地,但冻得硬如坚石的土壤,让每一次挥镐都异常艰难,效率极低。
林薇的“编辑部”兼宿舍里,那个小小的泥炉,成了最珍贵的所在。每天分配到的、有限的一点柴火,必须精打细算。她往往只在傍晚最冷的时候,点燃一小会儿,烧点热水,或者将冻得僵硬的手脚稍微烘暖,便立刻熄灭,余下的热量,则用来温润着这狭小空间里几乎要凝固的空气。写作变成了一项对意志和耐力的挑战。手指常常冻得不听使唤,握不住笔,她就不停地哈气,用力揉搓,或者将它们夹在腋下,用体温去唤醒那几乎麻木的知觉。墨水在低温下变得粘稠,下笔不畅,她不得不将墨水瓶放在尚有余温的炉边小心暖着。
身体的煎熬尚可忍受,更让她揪心的是精神上的无力感。《战斗生活》的出版,因为纸张、油墨的彻底断绝,以及交通员外出活动因封山和大雪而变得异常危险,不得不暂时中断了。看着那些已经搜集好、却无法变成铅字(哪怕是油印字)的素材和稿件,林薇心中充满了焦灼和失落。她感觉自己像个被缴了械的士兵,空有一腔热血,却失去了战斗的武器。
她试图找些别的事情来做,让自己不至于在寒冷和等待中消沉下去。她更加积极地参与卫生队的工作,帮着辨认和整理苏队长采集回来的、为数不多的越冬草药;她组织起根据地的妇女和孩子们,将破旧的衣物拆洗缝补,一针一线,都是生存的韧性;她甚至开始系统地整理自己之前的《韧草札记》,按照人物、事件、思考等不同类别进行归纳,为将来可能恢复的出版工作做着准备。
在这个过程中,她与根据地普通战士和群众的联系更加深入了。她听老兵讲起长征过雪山草地时,如何用辣椒面驱寒,如何靠信念支撑着走过尸横遍野的无人区;她听逃难来的大娘,一边纳着鞋底,一边流着泪诉说村子被鬼子烧光、亲人惨死的经历;她看到那些面黄肌瘦的孩子,在得到一小块烤红薯时,眼中迸发出的、足以融化冰雪的纯粹快乐……这些具体而微的苦难与坚韧,像一把把刻刀,更深地雕琢着她的灵魂,让她对这场战争,对这个时代,有了超越书本和想象的、刻骨铭心的理解。
她开始在自己的札记里,尝试着写一些更深刻的东西。不仅仅是记录,而是剖析,是思考。她思考这场战争的本质,思考这个民族为何在承受如此深重的苦难后依然能够挣扎求存,思考像野猪岭这样微小而顽强的根据地,其存在的意义究竟何在。她的笔触,在苦难的沉淀下,褪去了最初那份略带知识分子气的感伤与激愤,变得愈发沉静、冷峻,却也更加有力。
偶尔,在难得的、有月亮的冬夜,她会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营地边缘那块可以俯瞰部分山峦的高地上。天地间一片银白,万籁俱寂,只有风声掠过光秃秃的枝桠,发出尖锐的哨音。她望着南方,那是重庆的方向,也是上海的方向。沈惊鸿的面容在清冷的月光下,变得有些模糊,但那份牵挂,却如同这冬夜的寒意,深入骨髓。
他怎么样了?是否已经安全撤离?还是在某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进行着比她这里更加凶险万倍的斗争?她无从得知。她只能将这份蚀骨的思念和担忧,化作笔下沉甸甸的文字,仿佛将这些情感诉诸笔端,就能穿越千山万水,传递到他的身边。
与野猪岭天寒地冻、物资匮乏的“冬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千里之外,沈惊鸿所经历的、另一种形式的“蛰伏”与“惊变”。
经过近一个月的辗转、伪装、以及数次与追捕者惊心动魄的擦肩而过,沈惊鸿和阿诚等人,终于有惊无险地穿越了日伪军层层设防的华中地区,抵达了相对安全的国统区边缘,一个名为“秀水镇”的湘西小镇。
这里的气氛,与上海和野猪岭都截然不同。表面上,市面还算平静,商铺开业,人流如织,甚至还能看到穿着旗袍、涂着口红的摩登女郎。但空气中,同样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紧张和压抑。墙上贴着“抗战救国”的标语,也贴着“防谍防奸”的告示;报童叫卖着各种立场迥异的报纸,内容互相攻讦;茶馆里,人们交头接耳,谈论着前线的战事和后方官僚的**。一种混乱、迷茫而又躁动不安的情绪,笼罩着这个看似平静的小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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