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岭的秋天,色彩是浓烈而短暂的。几场霜降过后,漫山遍野的枫树、槭树如同被打翻的调色盘,燃烧起一片惊心动魄的红与黄,与常青的松柏交织,在湛蓝的天幕下勾勒出一幅壮丽的画卷。然而,这绚烂背后,是日益刺骨的寒意和物资愈发拮据的严峻现实。
林薇拄着拐杖,站在卫生队门口那块相对平坦的空地上,深深吸了一口清冷而带着松香的空气。她的腿伤恢复得已经相当不错,虽然走远路仍需拐杖辅助,且伤处对天气变化异常敏感,但日常活动已无大碍。苏队长最后一次仔细检查后,正式宣布她可以“出院”,只需要避免过度劳累和剧烈运动即可。
出院,意味着她不能再理所当然地占用卫生队本就紧张的床位和资源,也意味着她需要为自己在根据地找到一个更固定的“岗位”和住处。李政委早已有了安排,将营地边缘一处相对安静、原本堆放杂物的半间木屋腾了出来,让老周带着人简单修缮了一下,支起了一张木板床和一张用旧木箱搭成的“书桌”,这便是林薇在野猪岭的“家”兼《战斗生活》的“编辑部”了。
虽然简陋,但有了独立的、可以安心工作和思考的空间,林薇内心是满足而充实的。《战斗生活》的出版已经走上了正轨,虽然周期还不固定,材料依旧紧缺,但影响力却在一点点扩大。报纸不仅在本根据地流传,还通过交通员,被秘密送往周边几个兄弟根据地和部分支持抗战的“堡垒村”,成了连接这片区域抗日力量的一条纤细却坚韧的精神纽带。
林薇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忙碌。除了采写、编辑、刻版(老周终于想办法弄到了一点正规的蜡纸,虽然质量依旧很差,但比土蜡纸好用多了),她还要处理逐渐多起来的读者来信,组织根据地的文化学习,甚至开始尝试着培养两个有点文化底子的年轻战士做她的助手。她感觉自己像一只上紧了发条的陀螺,在文字和事务的旋涡中高速旋转,身体的疲惫是真实的,但精神的亢奋和满足感更是前所未有的。
她将自己完全沉浸在了这片土地和这群人当中。她学会了辨认更多可食用的野菜,知道了如何用草木灰过滤出相对干净的碱水,甚至能在老周的指导下,用简陋的工具帮忙修补破损的蜡纸。她不再是那个与周遭格格不入的“外来者”,她的皮肤被山风和阳光镀上了一层健康的蜜色,手掌因为长期握笔和劳作也磨出了薄茧,眼神沉静而坚定,言语间带着根据地特有的、混合着理想与现实温度的质朴与力量。
然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独自面对孤灯的时刻,那份深埋心底的牵挂,便会如同潜流般悄然涌动,无法抑制。沈惊鸿,这个名字,连同他深邃的眼眸、他指尖的温度、他离去时决绝的背影,是她内心深处最柔软、也最疼痛的角落。
她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上海,那座她命运转折的城市,如今对她而言,遥远得如同另一个世界,那里正发生着什么,他是否安好,她一无所知。这种音讯全无的等待,比逃亡路上的枪林弹雨更磨人。她只能通过那支派克钢笔,通过笔下流淌出的、关于信念与坚守的文字,来排遣那份蚀骨的思念与担忧。她常常会想,如果沈惊鸿能看到这份粗糙的《战斗生活》,是否能从中读到她的成长,她的坚持,以及她从未宣之于口的、深沉的爱恋与祈盼?
她将那份思念,化作了更拼命的工作。仿佛只有让自己忙到无暇他顾,才能暂时忘却那噬心的不安。
这天,她正在“编辑部”里整理下一期的稿件,李政委带着一阵寒气走了进来,脸上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凝重。
“林薇同志,忙着呢?”李政委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和,但林薇敏锐地察觉到他眉宇间比往日多了几分沉郁。
“政委。”林薇连忙放下手中的笔,想要起身。
“坐着,坐着。”李政委摆了摆手,自己在床沿坐下,目光扫过桌上那些写满字迹的稿纸和刻好的蜡纸,赞许地点了点头,“《战斗生活》越办越好了,大家都爱看。你功不可没啊。”
“是大家支持得好。”林薇谦逊道,心里却知道,李政委此来,绝不仅仅是为了表扬。
果然,李政委沉吟了片刻,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林薇同志,今天来,是有个情况要跟你通个气,也想听听你的看法。”
林薇的心微微一紧,坐直了身体:“政委,您说。”
“我们派往上海方向的情报员,最近传回一些零碎的消息。”李政委的声音压得低了些,“上海那边的地下组织,最近遭受了不小的损失,日伪特务活动非常猖獗,很多同志牺牲,联络点也被破坏了不少。”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亲耳听到上海局势如此恶劣,林薇的心脏还是像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几乎无法呼吸。沈惊鸿……他就在那片最危险的旋涡中心!
她的脸色瞬间苍白,手指无意识地蜷缩起来,指甲掐进了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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