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生活》创刊号那带着浓重土制油墨气味、印在粗糙桦树皮纸上的字迹,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野猪岭根据地这片看似封闭的山坳里,激起了远超林薇预料的涟漪。
当老周和小梅将几十份墨迹初干、小心翼翼晾晒着的“报纸”分发到各个班排、后勤单位以及前来帮忙或探亲的老乡手中时,引起的轰动几乎是立竿见影的。
识字的人,迫不及待地围在一起,头碰着头,就着晨光或灶火,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声来。不识字的人,则焦急地围在周围,催促着识字的同伴快念,听到精彩处,或发出会心的笑声,或露出愤慨的神情,或陷入沉默的思索。
《月夜尖刀》里侦察班长王铁柱那有勇有谋的形象,让战士们倍感亲切,仿佛写的就是自己身边的某个战友;老周那篇《钢盔变锅记》,虽然文字朴实,却让后勤的同志们挺直了腰杆,觉得自己的劳动同样光荣而有价值;苏队长的《夏日防痢疾须知》,被卫生员们认真抄录,准备作为宣传材料;而那几首孩子们写的童谣,更是被迅速传唱开来,稚嫩的声音在山谷间回荡,给艰苦的生活平添了几分生气和希望。
林薇这个名字,也随之在根据地不胫而走。起初,大家只知道她是上海来的、有文化的、腿受伤的女学生。现在,大家看她的眼神里,多了几分由衷的敬佩和亲近。战士们路过卫生队,会憨厚地笑着跟她打招呼:“林编辑,今天的报纸真好!”后勤的妇女们会把自己舍不得吃的、烤得最香的红薯塞给她;连那些调皮的孩子,见到她也会规规矩矩地站好,响亮地喊一声“林老师好!”
这种被需要、被认可的感觉,像一股温热的泉水,滋润着林薇饱经磨难的心田。她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文字所蕴含的力量——它不仅能记录,更能连接人心,凝聚力量,点燃希望。
李政委特意来找了她一次,脸上是掩不住的欣慰和赞赏:“林薇同志,干得漂亮!你这《战斗生活》一出来,可是给我们解决了不少思想工作上的难题啊!大家看了,劲头更足了,都觉得自己的付出被看见了,值得!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声音’!”
他当场拍板:“这份小报,要作为我们根据地一项长期的重要工作来抓!定期出版!林薇同志,你就正式担任《战斗生活》的主编,需要什么人手,需要什么支持,尽管提!”
就这样,林薇在野猪岭找到了自己全新的定位和价值。她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孱弱的逃亡者,而是成了这个集体中不可或缺的“笔杆子”,成了能用文字为这片土地和这群人发声的“林编辑”、“林老师”。
她的腿伤在苏队长的持续治疗和根据地相对(依旧是相对)安稳的休养下,恢复得很快。虽然阴雨天伤处还是会酸胀不适,走路也因软组织损伤而略显僵硬,需要借助拐杖,但已经能够独立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甚至可以短距离地独自慢行。身体的逐渐康复,让她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战斗生活》的采编工作中。
她开始有计划地走访根据地的不同单位,不仅是为了收集素材,更是为了深入了解这支队伍的灵魂。她参加战士们的班务会,听他们讨论战术,也听他们倾诉想家的愁绪;她跟着垦荒队一起上山,虽然挥不动镐头,但可以坐在田埂边,听他们讲述开荒的艰辛和对未来的憧憬;她甚至鼓起勇气,跟随小股的运输队,在相对安全的区域内,体验了一次短途的物资转运,切身感受了穿梭于敌人封锁线下的紧张与不易。
这些经历,极大地丰富了她的视野,也让她的文字变得更加厚重和富有生命力。《战斗生活》的第二期、第三期……陆续出炉。内容更加丰富,版面也逐渐规范。她开辟了“读者来信”栏目,刊登战士们和老乡们的意见和建议;增设了“时事简报”,用通俗的语言摘要介绍国内外反法西斯战场的消息,给大家带来远方的希望;她还发动根据地的文化骨干和识字的战士积极投稿,虽然文笔稚嫩,但感情真挚,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参与热情。
那支派克钢笔和沈惊鸿准备的优质墨水,成了她最珍贵的“武器”。每一次蘸取墨水,在粗糙的纸张或自制的蜡纸上落下笔迹时,她都感觉自己在与那个远方的男人进行着一种无声的对话。她用这种方式,告诉他,她活着,她在战斗,她正在把他期望她“活下去”的生命,投入到一份有意义的事业中去。
然而,就在林薇在野猪岭逐渐扎根、焕发新生的时候,远在上海,那场由沈惊鸿亲手点燃的“惊雷”,所带来的余波,正以更加凶险的方式,向他反扑。
“蝮蛇”的被杀,如同捅了马蜂窝。七十六号特务机关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震怒和恐慌。日本主子施加了巨大的压力,限期破案。整个上海滩的地下世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沈惊鸿和他的小组,如同在刀尖上行走的舞者,每一步都面临着暴露的危险。他们切断了与大部分外围组织的联系,转入更深、更静默的潜伏状态。但敌人的搜捕网,正在一寸寸地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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