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如同野猪岭山涧里的溪水,在看似静止的表象下,悄无声息地流淌。转眼间,林薇在这片隐藏于群山之中的根据地里,已经度过了大半个月。
她的生活,逐渐被一种简单、充实,甚至带着某种战时特有的“规律”所填满。每天清晨,在小梅的帮助下洗漱、喝药、吃那几乎能照见人影的稀粥;上午,阳光好的时候,会被扶到屋外,坐在苏队长特意让人用树墩做的、带靠背的“椅子”上,呼吸着带着草木清香的空气,看着营地苏醒、忙碌;下午,则是她精神最为集中的时刻——教孩子们识字。
起初,这只是她为了回报收留之恩,主动向李政委提出的想法。她以为自己能做的有限,只是教几个简单的字。但当她真正拿起那截烧黑的树枝,在平整的沙地上划下第一个“人”字时,看着围坐在身边那些大大小小、衣衫褴褛却眼神晶亮的孩子们,一种前所未有的责任感,沉甸甸地落在了肩上。
这些孩子,有的父母死于日军的屠刀,有的在逃难中与家人失散,有的则是根据地战士们的后代。战争剥夺了他们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却无法泯灭他们对知识、对外面世界的好奇。他们学得极其认真,小手跟着林薇的笔画,在膝盖上、在地上笨拙地模仿,念字的声音稚嫩而响亮,仿佛要用这声音,穿透大山的屏障。
林薇教他们“山水田土”,也教他们“家国天下”;教他们“父母兄妹”,也悄悄地,在文化教员小张的默许下,穿插着讲述一些历史上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一些外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她不敢讲得太深,太明显,但她希望在这些幼小的心灵里,埋下的不仅仅是文字,更是一种不屈的信念和开阔的视野。
她发现,自己那颗在逃亡路上几乎被冻僵、只剩下求生本能的心,在这些孩子们纯粹的目光和朗朗的读书声中,正一点点地回暖、复苏。一种被需要、有价值的感觉,悄然滋生,对抗着身体上的痛苦和精神上对远方、对沈惊鸿的深切挂念。
她的腿伤,在苏队长堪称“抠门”却极其精打细算的用药(主要是草药和极其珍贵的少量西药交替使用)以及小梅的精心护理下,恢复得比预期要快。肿胀基本消退,皮肤颜色逐渐恢复正常,只剩下伤处一圈深色的疤痕和依旧明显的僵硬感。苏队长说,骨骼正在愈合,但软组织损伤的恢复是漫长的,现在可以尝试在拐杖的辅助下,稍微站立和短距离行走,但绝不能承重,更不能劳累。
第一次在小梅和老周的搀扶下,颤抖着、极其缓慢地离开那张躺了许久的木板床,将虚软的、几乎不听使唤的双脚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时,林薇的眼泪差点夺眶而出。这种重新“站立”的感觉,久违得让她心头发酸。尽管右腿依旧虚软疼痛,需要拐杖和旁人的支撑,但这小小的一步,对她而言,不啻于一场胜利。
老周和水生已经完全融入了根据地的生活。老周凭借着他跑船护院历练出的沉稳和一手不错的木工活,成了后勤处的“能人”,带着几个人修缮房屋、制作简单的家具农具,甚至还在研究如何改良缴获的日军武器零件。水生则成了运输队的一员,凭着年轻力壮和山里人的机敏,跟着队伍穿梭在密林小道之间,运送物资、传递信息。他们脸上那种逃亡时的惊惶和疲惫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找到归属后的踏实和干劲。他们偶尔会来看林薇,带来一些山里摘的野果,或者悄悄省下来的、烤得喷香的红薯,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关心着这个他们一路拼死护送来的人。
李政委偶尔也会来卫生队转转,有时是看望伤员,有时会特意在林薇教孩子们识字的时候,站在不远处安静地看上一会儿。他很少说话,只是那双透过镜片的目光,温和却仿佛能洞察人心。他会问林薇住得是否习惯,伤处还疼不疼,需不需要什么东西,语气一如既往的平和,带着长者般的关怀。但林薇能感觉到,那目光背后,是一种更深沉的审视和考量。他似乎在观察她,评估她,就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匠人,在打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
这种审视,让林薇既感到一丝压力,又隐隐有些期待。她知道,自己不可能永远以一个单纯的“伤号”或“识字先生”的身份留在这里。这个生机勃勃又时刻面临生存危机的集体,需要每一个成员贡献出最大的力量。而她,能做什么?
夜深人静时,她会拿出那支派克钢笔,就着如豆的油灯(根据地里灯油也是紧缺物资),在好不容易找来的一些粗糙的、甚至写过字的纸张背面,写下一些东西。不再是沙地上转瞬即逝的划痕,而是可以留存下来的文字。
她写根据地的见闻:写苏队长在缺少药品时,如何绞尽脑汁利用草药减轻伤员的痛苦;写小梅和卫生员们如何用歌声和鼓励,驱散伤员心头的阴霾;写老周默默打磨着一件件工具时,那专注而满足的神情;谢水生第一次成功完成任务归来时,那掩饰不住的兴奋和自豪;写孩子们在读书时,那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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