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阿婆家那方小小的天地,在沦陷后的上海,成了林薇三人勉强维系的安全孤岛。然而,岛外的海水早已被墨汁浸透,毒蛇潜行,随时准备噬人。苏婉清父女投敌得势的消息,像一块不断增重的巨石,压在每个人的心头。
生活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林薇和阿珍几乎不再出门,所有必需的采买都由年纪最大、看起来最不引人注意的谢阿婆负责。即便如此,每次谢阿婆挎着篮子走出那扇黑漆木门,林薇的心都会悬起来,直到她平安归来才能稍稍落下。荷花的情绪依旧不稳定,夜晚常常被噩梦惊醒,蜷缩在林薇怀里瑟瑟发抖,只有握着林薇的手才能重新入睡。林薇看着她苍白的小脸,心中充满了怜惜与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这个孩子,是她必须守护下去的希望之一。
她们与外界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那台老旧的收音机彻底成了摆设,只能收到日伪电台播放的虚假捷报和软绵绵的“和平”歌曲,令人作呕。赵书平那边也再无音讯,仿佛随着上海的沦陷,那条隐秘的联络线也被彻底冻结。林薇只能通过谢阿婆从街坊邻居间听来的、真伪难辨的只言片语,拼凑着外界的形势。
消息大多令人窒息。日军在南京方向持续推进,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租界内,日伪的统治机器开始高效运转起来。各种各样的“维持会”、“自治会”、“联谊会”如雨后毒菇般冒出,强迫商家、居民悬挂太阳旗,参加所谓的“庆祝活动”,宣扬“中日亲善”。经济掠夺加剧,物资配给制度开始实行,普通市民的生活愈发困苦。恐怖统治也在加强,日本宪兵队和76号特工总部的恶名开始在上海滩传播,夜间抓人的黑色轿车引擎声,成了新的恐怖象征。
这天下午,谢阿婆从外面回来,脸色比往日更加凝重,甚至带着一丝难以掩饰的愤怒和后怕。她放下空了一半的米袋(能买到的粮食越来越少了),关紧房门,压低声音对林薇和阿珍说:
“出事了!隔壁弄堂的老李家,被抓走了!”
林薇心里一紧:“为什么?”
“说是……说他家儿子以前在报社做过事,写过抗日的文章。”谢阿婆的声音带着颤音,“是苏婉清那个‘水上稽查队’带人来的!那个姓苏的女人,就坐在汽车里,冷眼看着!老李头上去求情,被他们的人一枪托砸倒在地,现在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苏婉清!她果然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清洗和报复了!“水上稽查队”这个名头,显然给了她极大的行动便利。
“她还放话说……”谢阿婆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说要彻底清查租界里所有藏匿的‘反日分子’和‘国民政府余孽’,尤其是……尤其是和那个姓沈的有关的人……”
矛头,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向了她们!林薇感到一股寒气从脊椎窜上。苏婉清这是在公开宣战,她不再是暗中使绊子,而是要用国家机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的搜捕。
阿珍的脸色瞬间冷峻如冰,手不自觉地按在了腰间。“小姐,这里不能再待了。”
林薇何尝不知。苏婉清的手已经伸到了隔壁弄堂,距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下一次,很可能就是这里。谢阿婆收留她们的风险,正在呈指数级上升。
“阿婆,”林薇看向谢阿婆,眼中充满了愧疚,“连累您了。我们得尽快离开。”
谢阿婆却摇了摇头,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倔强:“现在外面风声这么紧,你们能去哪里?车站码头都被日本人看得死死的,没有良民证和通行证,根本出不了上海。乱跑,死得更快!”
老人说的是残酷的现实。沦陷后的上海,已成囚笼。
“可是……”林薇还要再说。
“没什么可是!”谢阿婆打断她,语气罕见地强硬,“我一个老婆子,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怕什么?他们还能把我怎么样?你们就安心住着,等风头过去一点再说!这上海滩,我活了六十多年,总比你们知道哪里能藏人!”
看着谢阿婆布满皱纹却异常坚定的脸,林薇喉咙哽咽,说不出话来。这份在乱世中近乎固执的善良与勇气,让她既感动又无比沉重。
然而,毒蛇的信子,比她们想象的吐得更快、更毒。
两天后的一个黄昏,天色阴沉。弄堂里突然传来一阵不同寻常的喧嚣,不是平日巡逻队的脚步声,而是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喧哗鼓噪的动静。有锣鼓声,有扩音喇叭里传出的、语调夸张的演讲声,还有人群被迫聚集起来的嘈杂。
林薇和阿珍警惕地凑到临街的窗户边,透过窗纸的缝隙向外窥视。
只见弄堂口不知何时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木台,上面挂着一条刺眼的红色横幅,上面写着白色大字:“庆祝上海新生暨中日亲善群众大会”。几个穿着长衫或西装、戴着“维持会”臂章的男人正在台上声嘶力竭地演讲,内容无非是鼓吹“和平建国”、“中日提携”之类的汉奸论调。台下,稀稀拉拉地站着一群被保长甲长强行驱赶来的居民,大多低着头,面无表情,眼神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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