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六年,深秋。
曾经在汴京城掀起惊涛骇浪的“新政”二字,如今已成了官员们讳莫如深的禁忌。朝堂之上,旧党人物把持要津,一片承平颂圣之声。那些因“奏邸之狱”等风波被清洗出朝的年轻才俊们,如同被秋风扫落的树叶,散落在帝国的各个角落。然而,政治的寒流能够冻结言论,却无法彻底扼杀思想的潜流。在远离权力中心的州郡,在被贬黜的革新派人物周围,一种不同于庙堂喧嚣的、更为深沉的力量正在悄然积蓄。
一
邓州官署的后园,菊花开得正盛。范仲淹屏退了左右,独自在园中缓步。他如今是资政殿学士、知邓州军州事,名义上仍是封疆大吏,实则已被排除在帝国决策的核心圈层之外。京都的邸报他依然会看,上面充斥着对新政条款的废止令以及对旧制恢复的颂扬。他看得很平静,仿佛那已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今日,他约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一位名叫张载的年轻士子。这张载本是陕西人,年方弱冠,却已流露出不凡的志趣与气度。他听闻范公谪守邓州,特地从邻县赶来拜谒。
范仲淹在菊圃边的石亭中接待了他。张载衣着朴素,面容尚带稚气,但眼神清澈而坚定。他恭敬地向范仲淹行礼,言辞却不卑不亢。
“后生张载,久仰范公高义,今日得见,幸甚至哉。”
范仲淹温和地看着他,命人看茶:“子厚(张载字)远来,所为何事?”
张载抬起头,目光灼灼:“学生此来,非为干谒,实为求学。学生尝闻范公‘先忧后乐’之言,心向往之。然学生近来读书思索,常感困惑。昔年范文正公与韩、富诸公,怀抱利器,欲挽狂澜,何以新政甫行,便戛然而止?莫非这天下积弊,已非人力所能挽回?”
这话问得直接,甚至有些尖锐。若在朝堂之上,便是大不敬。但在此地,范仲淹却并未动怒,反而露出一丝欣赏的神色。他沉吟片刻,指着亭外一株遒劲的老梅,此时虽无花,枝干却苍劲有力。
“子厚请看此梅。冬日严寒,百花凋零,唯其蓄势待发。非其时也,非其地也。”范仲淹的声音沉稳而深远,“新政之败,原因多矣。或曰操之过急,或曰树敌太多,或曰…陛下心意转圜。然究其根本,在于人心,在于士风,在于百年积习,非一纸诏令所能骤变。”
他顿了顿,目光变得深邃起来,仿佛穿透了眼前的园景,看到了更宏大的图景:“我辈所为,或许如同蚍蜉撼树。然,撼树之蚍蜉,其志可嘉。至少,我们让这朝廷,让这天下士人,都知道这棵树并非铁板一块,其下亦有蛀虫,其干亦有枯朽。我辈之力虽微,然若能惊醒后来者,启迪有心人,便不算徒劳。”
他转向张载,语气变得郑重:“子厚,你年纪尚轻,来日方长。不必为一时之挫折而灰心,亦不必效仿我等之躁进。当沉潜下来,多读圣贤书,更要多察民间疾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治国平天下,需要的是真学问,大胸怀,而非一时之意气。”
张载凝神静听,只觉得范公话语中的沉痛与豁达,远比那些激昂的策论更震撼人心。他原本心中充满对时局的愤懑与不解,此刻却仿佛被引入了一个更为开阔、更为深沉的境界。他起身,整了整衣冠,对范仲淹深深一揖:“范公教诲,学生铭记于心。学生往日,不过囿于科举词章之小道,今闻公言,方知士人当有更大担当。学生愿立一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这四句话,从他年轻的胸腔中迸发而出,掷地有声,气魄恢宏,竟让历经沧桑的范仲淹也为之动容。他看着眼前这个目光坚定的年轻人,仿佛看到了在严冬冻土之下,一颗新的种子正在汲取养分,等待破土而出。他欣慰地点了点头,眼中闪过一丝希望的光芒。
二
几乎与此同时,在江南的滁州,山水之间也孕育着另一种形式的抵抗与传承。
欧阳修被贬至此,已近一年。滁州地僻事简,他这位知州当得颇为闲适。最初的愤懑不平,已渐渐被琅琊山的林泉、酿泉的清水所洗涤。他不再是那个在朝堂上与人激烈争辩的谏官,而更像一个与民同乐的“醉翁”。
然而,他的笔并未停下。只是,笔下不再是锋芒毕露的政论,而是情深意长的诗文和条理明晰的史论。他在滁州继续着他的《新五代史》修撰工作。于青灯古卷之中,他审视着五代乱世的武夫专权、礼崩乐坏,反思着当代政治的得失。他将对“忠奸”、“廉耻”的思考,将对君子小人之辨的坚持,都融入了对历史的评述之中。
这一日,几位慕名而来的年轻士子到醉翁亭拜会他。其中一人问道:“欧阳公,如今朝中诸公,皆以沉默为金,以因循为智。吾辈后学,当何以自处?”
欧阳修手持酒杯,倚坐亭栏,望着远处暮色中的山峦,悠然道:“尔等可知我为何自号‘醉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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