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11章 庆历和议

边塞的烽火，灼烧了整整五年。五年间，范仲淹构筑的防线如同一道缓慢愈合的伤疤，横亘在宋夏边境，虽不再轻易流血，却时时隐痛。西夏的铁骑依旧在防线之外游弋，寻找着任何可能的缝隙，小规模的冲突、试探性的进攻，从未真正停止。战争，从最初雷霆万钧的决战，演变成了一场消耗国力、比拼意志的漫长煎熬。

兴庆府的宫殿里，李元昊志得意满的神情下，也开始显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疲惫与焦躁。接连不断的军事行动，如同一个无底洞，吞噬着西夏本就不甚丰厚的国库。对宋战争的掠夺所得，远不足以支撑他庞大的帝业梦想和军队开销。国内，那些被他以武力强行整合的党项各部，以及横山诸羌，在连年征战中损失惨重，厌战情绪如野草般滋生。更让他如芒在背的是，北方的契丹，这位名义上的“宗主”，正用一种审视猎物的目光，密切关注着西夏的动向。他深知，若再与宋朝僵持下去，一旦契丹南下，西夏将面临灭顶之灾。

“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李元昊对麾下心腹重臣野利仁荣沉声道，“宋朝地大物博，耗得起。我大夏……需要喘息之机。” 他需要时间消化战果，稳固内部，更需要宋朝的“岁赐”来填补空虚的府库，维系他帝王的体面。一场体面的“和议”，成为他眼下最现实的选择。

几乎在同一时间，汴京皇宫的福宁殿内，仁宗皇帝赵祯也正对着三司使呈上的奏报深深叹息。奏报上罗列的数字触目惊心：陕西、河东诸路常年驻守数十万大军，粮草军械转运，耗费千万贯计；为应对边患而新增的赋税，已引得民间怨声载道；河北防线为防契丹异动，亦需重兵布防，国库已然捉襟见肘。

“陛下，”参知政事晏殊语气沉重，“五年战事，国力损耗甚巨。陕西百姓，苦于转运；天下仓廪，为之半空。如今范仲淹、韩琦等守御有方，边境暂得粗安。然久守非策，徒耗元气。若能……若能以金帛换得边境息兵，使生民休养，国力复苏，未尝……非一时权宜之策。” 他的话，代表了朝中相当一部分务实派官员的心声。连年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让“和平”变得极具诱惑力。

仁宗沉默着。他何尝不想效仿太宗、真宗，开疆拓土，青史留名？但好水川的惨败记忆犹新，国库的空虚更是冰冷的现实。他肩负的，是整个帝国的安危。最终，他疲惫地揉了揉眉心：“遣使吧，去探探元昊的口风。然，底线必须守住，称臣也罢，去帝号也可议，然土地尺寸不可与人，岁赐……亦需有个限度。”

二

和议的通道，在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下，悄然开启。使者往来，密信传递，一场没有硝烟的外交博弈，在兴庆府与汴京之间紧张地进行着。

李元昊狡黠如狐，他一方面指示前线继续保持着军事压力，不时制造摩擦，以战促和；另一方面，在谈判桌上漫天要价，不仅要求巨额的岁赐，还在称呼、礼节等涉及名分的问题上纠缠不休，试图最大限度地攫取利益。

宋朝这边，主持和议的重任，落在了刚被提拔为知制诰、同判吏部流内铨的富弼肩上。富弼，字彦国，年轻而沉稳，富有辩才且熟知边事。他深知此行艰难，临行前，他向仁宗和执政大臣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策略：“元昊僭号，其志不在小。然其国内空虚，急于求和，此其弱点。臣此行，当持正理，折其狂悖。岁赐可许，然必使其去僭号，奉正朔，名义上仍为我大宋之臣。此乃底线，绝不可退。否则，非但和议不成，反损国威。”

富弼的到来，让李元昊感受到了不同于以往宋朝使者的气度。他不卑不亢，据理力争。在激烈的辩论中，富弼敏锐地抓住西夏国内财政困窘、惧惮契丹的软肋，言辞犀利：“陛下（指元昊）自立门户，然能独抗北朝（契丹）与南朝之夹击否？今我主上仁慈，愿赐金帛，以全两国生灵。若陛下执意于虚名而忘实祸，恐非智者所为。”

几经波折，往复拉锯，谈判的天平在双方的实力底线与现实需求间，终于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三

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正式达成和议，史称“庆历和议”。其核心条款如下：

· 名分上：西夏取消帝号，由宋朝册封为“夏国主”，夏国主对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事实上的割据地位。

· 经济上：宋朝每年“赐”给西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此外，在重要节日，西夏还可遣使至宋，另得“回赐”银二千两、绢二千匹、茶一千斤。

· 边境上：双方恢复榷场，允许民间贸易往来。重申边界，承诺各守疆土。

消息传回汴京，朝野的反应复杂难言。仁宗皇帝在垂拱殿接受了百官的朝贺，脸上却并无多少喜色。他清楚地知道，这并非胜利，而是无奈之下的妥协。用每年二十五万五千“岁赐”（此为常见统计方式，将银绢茶折合计算），买来西部边境的暂时安宁，代价不可谓不沉重。他在告祭祖庙的祝文中，特别加上了“然则操之过急，国力有亏，不得已而为之，惟愿后世子孙，勿忘今日之耻，励精图治，以雪前耻”之语，其内心的不甘与隐痛，表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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