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雅宋朝 第9章 好水川的悲歌

三川口的惨败，如同一盆夹杂着冰碴的冷水，将整个汴京城从“天圣治世”的迷梦中浇醒。血淋淋的现实撕碎了“蕞尔小丑”的轻蔑，将“西夏”这两个字，以一种狰狞的姿态，刻进了大宋君臣的心头。朝堂之上，主和的声音暂时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同仇敌忾、要求雪耻的怒吼。然而，在这汹涌的民意与朝议之下，潜藏的是更深的焦虑与一种急于证明什么的躁动。

年轻气盛的韩琦，便是在这种氛围中，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他因在蜀地政绩斐然，且屡次上书力主对夏强硬，被仁宗皇帝寄予厚望，擢升为陕西安抚使，与范仲淹（已起复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一同主持对夏战事。韩琦才华横溢，性情果决，颇有胆识，但他身上也带着未经大战洗礼的书生意气，以及一种渴望建立不世之功的迫切。

抵达陕西帅司驻地延州后，韩琦所见，是残破的堡寨，是惶惶的军民，是各级将领脸上那难以掩饰的畏敌之色。他心中那股建功立业的火焰燃烧得更加炽烈。他仔细分析了三川口之败，认为败因在于刘平等人轻敌冒进，中了埋伏，而非西夏军真的不可战胜。在他看来，宋军缺的是一股气，一股敢于主动寻找敌军主力、并战而胜之的胆气！

“范公，”在帅司的军事会议上，韩琦指着舆图，意气风发，“元昊新胜，其势正骄，必料我朝胆寒，不敢出击。我若此时集中鄜延、泾原两路精兵，主动寻其主力决战，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必可一举摧破其锋，则西夏胆裂，西北可定！” 他的计划，核心在于一个“攻”字，主张调动数万大军，深入夏境，进行一场战略性的决战。

范仲淹静静地听着，眉头微蹙。他抚过边境已有段时日，对西夏骑兵的机动性和李元昊的狡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他缓缓摇头：“韩公此言，虽有气魄，然过于行险。我军长于守城，短于野战，且补给线漫长，深入敌境，地理不熟，若元昊避而不战，或以轻骑袭扰我粮道，待我师老兵疲，再以铁鹞子突袭，则后果不堪设想。三川口之鉴，不远啊。” 他指向舆图上横山一线连绵的堡寨，“依我之见，当以此为基，筑城修寨，步步为营，稳固防守，辅以屯田，寓兵于农。待我防线稳固，根基扎实，再徐图进取，方是万全之策。”

一个主张雷霆一击，一个主张稳扎稳打。两种战略思想在帅司内激烈碰撞，谁也说服不了谁。最终，两人只能将两种方案并呈汴京，请皇帝与中枢决断。

二

汴京皇宫，垂拱殿内的气氛，比陕西帅司更加焦灼。仁宗皇帝面对着韩、范二人截然不同的方略，再次陷入了巨大的矛盾之中。

韩琦的奏章，文辞激昂，充满了“扫穴犁庭”、“一举殄灭”的诱惑，深深打动了渴望迅速挽回颜面、证明自己权威的年轻皇帝。想象着王师凯旋、献俘阙下的场景，他几乎就要当场采纳韩琦之策。

然而，吕夷简、宋庠等老成持重之臣，却倾向于范仲淹稳妥的方案。“陛下，韩琦之策，虽壮，然赌性过重。国运相搏，岂能寄望于一战？范仲淹所图，虽缓，然根基牢固，进退有据。望陛下慎之。”

就在仁宗犹豫不决之际，前线传来急报：西夏军再次频繁调动，有大规模入寇的迹象！压力之下，求胜心切的情绪最终占据了上风。仁宗下旨，基本采纳了韩琦主动寻战的方略，命令陕西诸路相机出击，寻找西夏主力决战。但同时，也认可了范仲淹加强防御的建设，赋予其一定的自主权。

这道意图兼顾的圣旨，到了前线，却成了催命的符咒。韩琦认为得到了皇帝的全力支持，更加坚定了寻求决战的决心。他命令麾下大将——泾原路副都部署任福，统率数万兵马，出巡边塞，并授予其方略：“自怀远城趋德胜寨，至羊牧隆城，出敌之后。诸寨相距才四十里，道近势易，粮饷便足。度势未可战，则据险设伏，待其归邀击之。” 核心思想是，绕到西夏军侧后，视情况决定是战是伏，但务必重创敌军。

任福，是一员骁勇的宿将，战场上敢打敢拼，但性情也有些轻躁，对韩琦的方略理解，更偏重于“寻敌决战”而非“据险设伏”。他率领着包括桑怿、刘肃、武英、耿傅等将领在内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大军行进之初，颇为顺利，甚至在小股接触战中击败了一些西夏游骑，更增添了任福的轻敌之心。

三

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一举一动，都在李元昊布下的天罗地网监视之下。李元昊就像最狡猾的猎人，耐心地等待着猎物进入预设的陷阱。他早已选定了决战地点——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这里两川交汇，地势复杂，两侧山峦起伏，中间有较为宽阔的川道，非常适合埋伏和骑兵突击。

他派出了小股部队，佯装败退，沿途故意丢弃大量的牛羊、骆驼和物资，做出溃不成军的假象，一步步将求战心切的任福大军，引向好水川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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