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编辑部后院那间小小的招待所房间,彻底沦为了杨帆的文字战场。
厚重的砖墙隔绝了前楼编辑们的低语和出版社大院偶尔的喧嚣,唯余笔尖划过粗糙稿纸的声响,,在这近乎真空的寂静里,显得格外清晰而专注。
中午在食堂对付了一份土豆烧茄子配二两糙米饭——味道只能用“质朴”来形容,胜在热乎管饱。
刚回到房间,身子才挨上那硬得像门板的床铺,准备小憩片刻回回神,敲门声就“笃笃笃”地响了起来,节奏不疾不徐。
打开门,刘卫民编辑站在门口,脸上带着温和却仿佛能穿透稿纸的审视笑意。
“小杨,这一上午歇得还行?没被这硬板床硌坏吧?下午咱们碰碰头,聊聊稿子,没问题吧?”
“随时可以,刘老师。”
杨帆立刻应道,心里那点小鼓敲得更响了:编辑口中的“聊聊”,往往意味着“刮骨疗毒”的前奏。
“好,那半小时后,到我办公室?三楼东头第二间,门上有牌子。”
刘卫民交代完,脚步匆匆地走了,背影都透着对文字的迫不及待。
杨帆定了定神,把上午在寂静中反复梳理的思路,又快速过了一遍。半小时后,他准时敲响了那扇散发着油墨和淡淡烟草气息的木门。
“进!”
办公室不大,却让人心生敬畏。
顶天立地的书柜如同沉默的巨人,塞满了书籍和层层叠叠的期刊,空气里弥漫着旧纸页特有的芬芳与印刷油墨的微涩。
一张宽大的、漆面斑驳的旧书桌占据C位,桌上稿件书籍堆得如同微型山脉。刘卫民正伏案疾书,见杨帆进来,用力揉了揉眉心,指指桌前的椅子:
“来,小杨,坐。”
他拿起桌上那厚厚一摞稿子——正是《渴望》的手稿,上面贴满了五颜六色的标签纸。
“你这稿子,”
刘卫民掂量着分量,语气带着编辑特有的庄重。
“我们几个老家伙都拜读了,评价不低!深沉,厚重,有股子‘土里刨食’的生命力!刘慧芳、宋大成、王沪生这几个主要人物,骨架搭得结实!”
杨帆屏息凝神,坐得笔直。
“但是,”刘卫民话锋一转,如同手术刀精准地划开表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点着稿纸上几处被红线圈出的“重灾区”,“问题也在这儿。
有些地方,可能太‘实’了,实得硌牙,或者说,太‘狠’了。”
他翻到一处:“比如这里,刘慧芳深夜瞒着所有人去卖血那段。你笔触冷得像三九天的冰碴子,把那份绝望和深入骨髓的屈辱写得血淋淋、**裸,读者的心是揪紧了,可过后呢?”
“容易让人憋闷得透不过气,甚至…可能引起点不必要的、超出文学范畴的联想和麻烦。”
他措辞谨慎,镜片后的目光意味深长。
他又翻到另一处,红笔敲了敲:“还有这里,王沪生这个人物。你把他写得太‘面’了,完全被生活的榔头砸成了烂泥,没留丁点儿人味儿里的亮色。”
“这个人要复杂,要让人恨得牙痒痒,也得让读者咂摸出他这么扭曲的根儿在哪儿…”
“另外,”刘卫民放下稿子,推了推眼镜,眼神变得深邃。
“整个故事的调子,尤其是结尾。你写宋大成的不离不弃、写街坊邻居和社会援助透出的那点微光,这挺好,是暖色。”
“但刘慧芳的结局——重病缠身,前景黯淡…是不是太苦情了?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好人一生平安’这叩问,得在苦水儿里扔块糖,哪怕只是指尖大的一点甜。让读者揪心之余,胸腔里还能留着一丝暖和气儿……往深刻里引,不是单纯地往绝望的坑里摁。这点,火候你得再掂量掂量。”
他拿出夹在稿件里的几页纸,上面是密密麻麻、如同医生会诊记录般的修改建议。
杨帆听得极其专注,频频点头,后背不知不觉渗出一层细汗。
刘卫民的眼光毒辣精准,一刀就戳中了他为了追求极致真实感和冲击力而忽略的“艺术分寸”,以及人物塑造中潜藏的扁平化倾向。
这些意见,有的如同醍醐灌顶,瞬间打通了任督二脉;有的则让他心里那个“原教旨现实主义”的小人和“艺术需要升华”的小人激烈地打起了辩论赛。
“刘老师,”杨帆指着一条关于王沪生面对小芳重病时内心活动的批注,“您提到这儿需要加点他挣扎犹豫的心理描写,哪怕是一闪念…这点我完全认同,也很有启发。”
“但我觉得,这点‘亮’不能像黑屋子里突然开了盏一千瓦的大灯泡那么突兀、那么‘伟光正’。它得是他被时代和性格双重挤压的底子上,被逼到墙角、退无可退时,从骨缝里本能地哆嗦那么一下…”
“好!说得好!”
刘卫民眼睛猛地一亮,红笔在那条批注旁重重打了个勾,像是在判决书上盖了章。
“对路!就得是这个劲儿!是骨子里的东西!是人性在绝境下的本能抽搐,绝不是硬给他安个‘好心眼儿’!”
两人就人物弧光、情节张力、主题深度、时代细节的真实性与艺术性,展开了刀光剑影又火花四溅的讨论。
杨帆虚心求教,勇于表达自己的坚持;刘卫民则以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编辑经验,耐心点拨,抽丝剥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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