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船驶入亚历山大港海域时,海面上飘起了一层薄薄的晨雾。远处的灯塔在雾中若隐若现,发出“呜呜”的汽笛声,像是在为归港的船只指引方向。我趴在甲板的栏杆上,看着港口的轮廓一点点清晰——岸边的仓库堆着高高的木箱,英国士兵穿着卡其色军装,正站在码头边检查船只,当地的商贩则推着小车,在人群中穿梭叫卖,空气中混着海水的咸湿和香料的浓郁气息。
“终于到了。”卡特先生走到我身边,手里拎着我们的行李箱,“先找个旅馆住下,这三天正好可以看看亚历山大港的样子,也顺便盯着汤姆。”
我点点头,目光在人群中搜索着汤姆的身影——他就走在我们前面不远处,依旧是那身黑色外套,光头在阳光下格外显眼。他手里只拎着一个小小的帆布包,脚步匆匆,没有回头,也没有和任何人说话,像一个独行的影子,和船上那个偶尔还会点头的他相比,更显疏离。
“别多想,”卡特先生看出了我的失落,拍了拍我的肩膀,“战争能改变很多人,我见过不少战友,战后就像换了个人似的,有的是因为伤,有的是因为心里的坎过不去。”
我想起在索姆河的战壕里,汤姆把最后一块巧克力塞给我的时候,他笑着说“乔,你还小,得多吃点”;想起他教我怎么用刺刀,怎么在炮火中找掩护;想起我们一起在战地医院养伤,他给我讲他家乡的农场,说战后要回去种小麦。可现在的他,眼神里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只剩下警惕和冷漠,像隔着一层厚厚的冰。
我们跟着人流下了船,在港口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旅馆的老板是个埃及人,叫穆罕默德,会说一点英语,热情地给我们介绍房间:“二楼有两个单间,都有窗户,能看到街上的风景,很安静。”卡特先生特意跟老板强调“要两个单独的房间”——他知道我有怪癖,从战争后就不能和别人同房睡,一看到身边有人,就会想起战壕里挤在一起的夜晚,想起那些在睡梦中再也没醒来的战友。在雅典的时候,他也特意给我们开了两个房间,这份细心,让我心里暖暖的。至于我的怪癖,很简单我是女人!
我的房间不大,墙壁是淡蓝色的,挂着一幅画着金字塔的油画,窗户下面放着一张木质书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桌子上,留下一块金色的光斑。我把行李箱放在墙角,拿出露易丝的信和那张地图,轻轻放在书桌上——地图上的楔形文字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像是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我摸了摸脖子上的银质钥匙,又想起了汤姆手里的那张地图,心里满是疑惑:他为什么要隐瞒?他去希拉古城到底是为了什么?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卡特先生的生活很有规律。白天,我们会在亚历山大港的街头闲逛,看看这里的建筑——有白色的殖民时期洋房,有带着圆顶的清真寺,还有堆满货物的市集。卡特先生会给我讲这里的历史,说亚历山大港是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曾经是地中海的贸易中心,现在还能看到当年的灯塔遗址。我们还会去港口附近的咖啡馆,点一杯埃及咖啡,看着来往的人群,偶尔能看到汤姆的身影——他总是一个人,要么在码头边徘徊,要么在书店里翻看书籍,从不多停留,也不与人交流。
晚上,我们会去旅馆附近的一家小酒馆消磨时间。酒馆不大,木质的吧台,墙上挂着煤油灯,灯光昏黄,却很温暖。里面大多是当地人,有的在喝酒聊天,有的在玩纸牌,还有一个老人在角落里弹着乌德琴,琴声悠扬,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
第三天晚上,我们刚走进酒馆,就听到了熟悉的英语——三个英国人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正聊得热火朝天。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的男人,看起来像是个律师,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正说着埃及金字塔的秘密;他旁边的老人穿着一件羊毛外套,头发花白,戴着一顶软呢帽,应该是那个考古学教授,手里拿着一本笔记本,偶尔会补充几句;还有一个年轻小伙子,背着一个帆布包,是教授的学生,手里拿着一杯啤酒,听得很入迷。
“……我跟你们说,埃及的金字塔里肯定还有秘密,去年我在吉萨看到考古队挖出了一个石棺,里面的木乃伊保存得完好无损,”律师的声音很大,带着几分兴奋,“不过要说神秘,还是印度的泰姬陵,那爱情故事,啧啧,真是感人。”
“泰姬陵算什么,”教授放下笔记本,喝了一口咖啡,语气里带着学者的严谨,“要说古老,还是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不过啊,依我看,那就是个传说,根本不存在。你想啊,把花园建在天上,还得有灌溉系统,巴比伦人再厉害,也不可能做到吧?”说完,他和律师、学生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和卡特先生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兴趣。卡特先生拉着我走过去,笑着说:“抱歉打扰了,我们刚才听到你们在聊空中花园,能不能加入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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