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港的晨光透过船舱窗户,在餐厅的木质餐桌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连续几天,我和卡特先生总能在早餐时遇到汤姆——他不再像之前那样刻意疏离,反而会主动端着餐盘坐到我们对面,开口总从“战争时的旧回忆”说起,却总在不经意间把话题往“行程”“目的地”上引。
这天早上,汤姆又坐在了我们对面,他用叉子拨弄着盘子里的煎蛋,状似随意地说:“乔,你和卡特先生这次去希拉古城,是打算做点生意?我听说那边最近有不少欧洲人在找古董,要是能找到几件像样的,可比打工强多了。”
我喝了口咖啡,心里清楚他在套话,故意装傻:“哪有什么生意可做,就是跟着卡特先生出来看看,我对希拉古城也不熟,只知道是个老地方。”卡特先生在一旁默默切着面包,没接话,却用眼角余光扫了汤姆一眼——那眼神里藏着警惕,像是在观察汤姆的反应。
汤姆笑了笑,指尖摩挲着咖啡杯的边缘,语气依旧随意:“也是,出门在外安全最重要。不过我听说,有人在找‘巴比伦的花园遗迹’,还说找到能拿到一大笔钱,你们没听过这事儿吧?”他说这话时,眼睛盯着我,像是在等我露出破绽。
我心里一动,故意皱起眉:“巴比伦的花园?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我只在书上看过,还以为是假的呢。”卡特先生这时才开口,语气平淡:“都是些无稽之谈,考古学界都没证实过,哪来的钱拿。”
汤姆碰了个软钉子,没再追问,转而聊起了战争时的琐事,说他战后在雅典打零工,日子过得紧巴巴,这次去希拉古城是“赌一把”。我和卡特先生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了数——他嘴里的“赌一把”,八成就是为了那笔丰厚的佣金,至于雇主是谁,他半句没提,只在说起“佣金够下半辈子花”时,眼里闪过一丝贪婪。
这样的相互试探持续了几天,我们没从汤姆嘴里套出更多信息,他也没从我们这儿得到关于空中花园的具体线索,倒是让彼此的警惕心都松了些——至少表面上,我们像是恢复了几分战争时的“战友情谊”。
变故发生在离开亚历山大港的前一天。那天中午,我和卡特先生在餐厅吃午饭,窗外的海风带着热浪吹进来,餐厅里的吊扇慢悠悠地转着,几个乘客靠在椅背上打盹。突然,餐厅的门被猛地推开,一个瘦小的身影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差点撞到服务员手里的托盘。
那是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孩子,穿着一件洗得发白、沾满污渍的破外套,头发乱得像鸟窝,脸上还有几道黑乎乎的泪痕。他跑进来后,脚步没停,直冲冲地朝着我们这边跑来,然后“扑通”一声,在卡特先生脚边倒了下去,发出一阵微弱的咳嗽声。
“小心!”卡特先生赶紧放下刀叉,弯腰把孩子扶起来。孩子的脸苍白得吓人,嘴唇干裂,咳嗽时身子不住地发抖,看起来虚弱极了。“孩子,你没事吧?”卡特先生的声音放得很轻,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孩子抬起头,一双大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无助,用带着浓重雅典口音的英语小声说:“先生……我、我从雅典来,想去找在埃及的叔叔……我买了下等舱的票,可是我病了,想找个医生……”他说着,又咳嗽起来,身子晃了晃,像是随时会倒下。
卡特先生皱起眉,摸了摸孩子的额头,滚烫滚烫的。“你别急,我带你去找医生。”他说着,小心翼翼地把孩子抱起来——孩子轻得像片羽毛,卡特先生的眉头皱得更紧了,显然是心疼这孩子。
我赶紧结了账,跟着卡特先生往他的船舱走。卡特先生的船舱在走廊尽头,里面放着我们的行李箱,还有那个装着黄金孔雀和七彩宝石的夹层包——黄金孔雀因为体积稍大,卡特先生特意放在了他枕头边的行李箱里,用几件厚衣服裹着,怕颠簸损坏。
到了船舱,卡特先生把孩子放在床上,又赶紧去找船上的医生。我坐在床边,看着孩子紧闭双眼,眉头皱着,像是在做噩梦,心里忍不住叹气——战争让太多孩子无家可归,这孩子能从雅典一路跑到埃及,不知道受了多少苦。
没过多久,卡特先生带着医生回来了。医生给孩子量了体温,又检查了喉咙,说只是严重的营养不良加上感冒,开了点退烧药和消炎药,嘱咐我们多给孩子喝点水,让他好好休息。卡特先生点点头,送走医生后,又给孩子倒了杯温水,用勺子一点点喂他喝下去。
孩子喝了药,又睡了过去,呼吸渐渐平稳下来。卡特先生看着孩子,叹了口气:“这孩子太可怜了,我今晚就在你房间挤挤吧,让他好好睡一觉。”
我点点头,心里也没多想——毕竟只是个生病的孩子,谁也没往别的地方想。卡特先生的船舱离我的不远,我们收拾了几件换洗衣物,就往我的船舱走。我的船舱是个双人间,床是上下铺,我平时睡上铺,下铺一直空着,正好给卡特先生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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