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的晨光总是来得格外温柔。每天清晨,我都会被甲板上的海风叫醒——那风裹着海水的咸湿,吹过船舷的金属栏杆,发出“呜呜”的轻响,像极了战争时战壕里的风声,却少了几分凛冽,多了几分暖意。我和卡特先生的航行日常,就伴着这样的风,一天天慢下来。
通常我们会在日出前走上甲板。那时海面还是暗蓝色的,远处的天际线泛着一层淡淡的橘红,像有人在天边抹了一层融化的黄油。卡特先生会靠在栏杆上,掏出随身携带的烟斗,慢悠悠地填烟丝、点火,烟雾在晨光里散开,和海雾混在一起。我则会蹲在甲板边缘,看着海水从船底流过,偶尔能看到几条银色的飞鱼,从水面一跃而起,划出一道短暂的弧线,又落回海里,只留下一圈圈涟漪。
“还记得在索姆河的时候吗?”有天早上,卡特先生突然开口,烟管在手里转了一圈,“那天也是这样的雾,我们趴在战壕里,连十米外的战友都看不清,只能靠喊名字确认位置。”
我点点头,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脖子上的银质钥匙——那是露易丝留给我的,冰凉的金属总能让我想起战争里的那些冷夜。“当然记得,”我声音轻了些,“那天汤姆还把他最后一块巧克力给了我,说他不喜欢吃甜的。”汤姆就是我后来在餐厅遇到的光头战友,那时他还是个留着短发的小伙子,不像现在,脑袋光溜溜的,只有额角一道浅疤,是子弹擦过留下的。
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我们要么在甲板上晒太阳,要么在船舱里整理行李。卡特先生会把那张卡里姆留下的地图拿出来,铺在小桌子上,用手指沿着上面的河流线条比划:“你看这里,”他指着地图上一个小小的红点,“按之前查的资料,这里应该就是幼发拉底河附近的一个古渡口,从巴士拉到希拉城,大概要从这里上岸。”我会凑过去,看着那些陌生的楔形文字,想象着美索不达米亚的沙漠,想象着空中花园的样子,心里又期待又紧张。
晚上的甲板最安静。乘客们大多回了船舱,只有几盏路灯亮着,昏黄的光洒在木质地板上。我和卡特先生会坐在长椅上,聊起各自的家庭。卡特先生会说起他的小女儿莉莉,说她昨天寄来的信里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孔雀,还在旁边写着“给乔哥哥”;我则会想起妈妈,想起她在码头送我时红红的眼眶,想起她塞给我那包钱时说的“别委屈自己”。每次聊到这些,甲板上的风好像都变得温柔了些,连远处的海浪声,都像是在轻声安慰。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就到了接近亚历山大港的那天。早上醒来时,我就发现海面的颜色变了——不再是之前的深蓝色,而是透着一点淡淡的绿,远处的海岸线隐约可见,像一条模糊的灰线。甲板上的人多了起来,大家都在收拾行李,有的乘客靠在栏杆上,指着远处的海岸线,兴奋地讨论着亚历山大港的样子。
“估计下午就能靠岸了,”卡特先生拿着一杯咖啡走过来,递给我,“我们先去餐厅吃点东西,然后回船舱收拾行李,下船后先找个旅馆住下,再看看汤姆的动向。”
我接过咖啡,温热的杯子暖了手心,点点头:“好,正好我也有点饿了。”
餐厅在船舱的二层,木质的桌椅,窗外就是海景,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落在桌子上,暖洋洋的。里面已经坐了不少人,大多是准备下船的乘客,有的在小声聊天,有的在低头吃饭,空气中飘着黄油和烤面包的香味。我们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两份烤鳕鱼和土豆泥,还有几片黑麦面包。
就在我低头切鳕鱼的时候,眼角的余光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光头,额角的疤,还有那双总是透着点严肃的眼睛。是汤姆!他坐在斜前方的桌子旁,一个人,面前放着一盘没怎么动的牛排,手里却拿着一张展开的羊皮纸,正低头认真地看着,手指还在上面轻轻划过。
我的心跳突然漏了一拍,下意识地凑过去,仔细看那张羊皮纸——上面画着复杂的线条,有河流,有山脉,还有几个用楔形文字标注的符号,最中间的位置,有一个小小的红点。这……这不是和卡特先生手里的地图一模一样吗?连河流的弯曲弧度,楔形文字的位置,都分毫不差!
我猛地抬起头,刚想开口喊汤姆,说“我也有一张这样的地图”,手腕突然被人拉住了——是卡特先生。他的手指很用力,眼神里带着一丝警告,轻轻摇了摇头,示意我别说话。
我愣了一下,只好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跟着卡特先生走过去,在汤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汤姆!”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自然些,“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你也要去亚历山大港吗?”
汤姆听到我的声音,猛地抬起头,看到是我和卡特先生,眼睛里先是闪过一丝惊讶,像被人抓了现行一样,手忙脚乱地拿起旁边一本封面泛黄的书,“啪”地一声盖在了地图上。那本书的封面我看得很清楚,是《尼罗河游记》,书页边缘都卷了起来,像是经常被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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