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的书房,台灯在实木桌面上投下一圈暖黄光晕。苏晚将费明理手稿的复印件在桌上铺开,旁边摊开着陆景行从西藏发来的扫描件和顾承屿调查周慕远的资料。三种来源的信息像拼图碎片,边缘参差,却隐隐指向同一个图案。
顾承屿端了两杯蜂蜜水进来,把其中一杯放在苏晚手边:“爸刚打来电话,说怀瑾今天在幼儿园画了一幅很特别的画——一座塔,塔下有个盒子。老师问她画的是什么,她说‘爷爷的礼物’。”
苏晚的手指在费明理1912年的手稿上停住。她抬头,与顾承屿交换了一个眼神。太巧了。怀瑾从未去过崇圣寺三塔,却画出了塔的意象,还提到“爷爷的礼物”——如果是指费明理……
“我查了周慕远提到的‘三塔守护者’。”顾承屿在对面坐下,打开笔记本电脑,“崇圣寺三塔是大理的地标,但‘守护者’这个说法,在官方记录里没有。我联系了大理文管所的老同学,他说民间确实有个传说,说当年建塔时,有九姓工匠家族参与了工程,其中一家世代负责维护。但具体是哪家,说法不一。”
苏晚翻到陆景行邮件中的关键段落:“费明理在1913年的日记里写:‘在大理,我托付了最后一份拷贝。不是为了财富,是为了记忆。如果雪山失败,至少真相不会湮灭。守护者家族承诺,百年为期。’”
“百年为期。”顾承屿计算时间,“1913年到2013年,正好一百年。现在是2023年,已经过了十年。”
“也许‘百年’不是精确数字,是个概数。”苏晚用手指按了按太阳穴,“关键是,他托付了什么?‘拷贝’指的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是周家?”
顾承屿调出周国富的资料照片——一个穿着八十年代夹克、面相精明的男人。“周国富1985年到1992年在滇缅边境活动频繁,表面做茶叶和木材生意,但海关记录显示他多次携带‘工艺品’出入境,都被查扣了。有趣的是,被扣的物品最后都鉴定为‘近现代仿制品’,不够文物标准,只能行政处罚。”
“他是用仿制品打掩护,走私真品?”
“或者,”顾承屿放大一张模糊的老照片,“他在找什么东西。你看这张,1987年他在瑞丽市场,手里拿着的就是这个笔记本。”照片里,周国富正翻看费明理的日记,表情专注得近乎虔诚。
苏晚忽然明白了:“不是周国富偶然买到笔记本,是费明理——或者费明理的委托者——故意让他找到的。为了‘偿还债务’。”她指着笔记本封底那句“For Zhou, a debt repaid”。
“费明理欠周家什么债?周国富1987年才四十多岁,不可能认识1912年的费明理。”
“除非……”苏晚想起多吉的话,“除非债是更早欠下的,通过中间人,或者……家族传承。”
两人沉默了。书房里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时间在深夜显得格外具体而沉重。
“我们要去大理吗?”顾承屿问。
苏晚看着桌上散乱的文件。作为考古学者,她渴望解开历史谜团;作为博物馆工作人员,她有责任保护可能的文物;但作为妻子和母亲……
“如果这是费明理留下的线索,可能涉及重要文物,我必须去。”她最终说,“但这次,我不想像在雪山那样孤军奋战。”
顾承屿握住她的手:“我请假陪你去。正好林慕深案的跨境部分需要和大理警方协作,我可以申请借调几天。”
“那怀瑾……”
“爸妈说可以带她去大理玩几天,就当家庭旅行。”顾承屿微笑,“怀瑾还没见过三塔呢。而且,也许她的‘直觉’能帮上忙——用科学的方式解释。”
苏晚知道丈夫在给她吃定心丸。他们都不愿再提雪山那些超自然的暗示,更愿意将一切归于巧合、遗传敏感或儿童丰富的想象力。
计划就这样定下了。三天后,一家三口登上去大理的高铁。春末的云南,车窗外掠过一片片翠绿的稻田和白色的村庄,远山如黛。
怀瑾趴在车窗边,小鼻子贴着玻璃:“妈妈,那些山后面有塔吗?”
“有的,三座塔,很古老,很漂亮。”
“画里的塔有光。”怀瑾转过头,眼睛亮晶晶的,“盒子也在发光。”
苏晚和顾承屿对视一眼。他们没给怀瑾看过任何关于“盒子”的图像。
大理古城游人如织。他们住在古城外一家安静的客栈,院子里有棵老桂花树,树下摆着茶桌。放下行李后,顾承屿去市公安局对接工作,苏晚则带着怀瑾去拜访大理文管所。
文管所的老所长姓段,白族,六十多岁,听说苏晚是碧罗雪山项目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她。
“费明理的名字我听说过。”段所长沏上三道茶,“老一辈的学者提过,说清末民初有个英国传教士在大理待过一段时间,收集了不少本地文献。但具体资料嘛……”他摇摇头,“文革期间,很多老档案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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