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军总司令部,作战室
巨大的沙盘上,代表第四兵团的蓝色箭头已经深深楔入外蒙古的草原区域,但赵振的目光却停留在那漫长而脆弱的补给线上。他手指敲了敲沙盘边缘,对参谋长张远山说道:“远山,给周铁柱发报,让他别冲得太猛。推进速度放缓,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每占一处要地,立刻巩固防御,建立兵站和补给节点,确保后方稳固再向前推。”
张远山正在标注敌情,闻言抬头:“总司令,您是担心后勤线拉得太长?第四兵团自身携带的物资和空中补给,支撑目前的攻势应该还行。”
“不是担心现在,是预防未来。”赵振走到窗前,看着外面,“鬼子为什么在东北败得那么快、那么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从天空到海上,彻底锁死了他们的后勤生命线。现在轮到我们深入草原,远离主要铁路和基地,后勤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也是最大的风险点。不能把希望全寄托在周铁柱的突击速度和敌人的软弱上。稳一点,把根扎稳,我们耗得起,别人可未必。”
他顿了顿,思维似乎跳跃到了另一个方向,嘴角勾起一抹莫测的笑意:“对了,再给东京那群还在扯皮的老鬼子发个明码通电,语气‘客气’点,就问他们一句:人,到底还赎不赎了?给个准话。”
张远山被这突然的转折弄得一愣,笑道:“总司令,您这思维跳得也太快了,刚说完草原后勤,怎么就跳到东京赎人了?”
“不快,都是同一盘棋。”赵振走回沙盘边,手指从外蒙古划向东北,“外蒙古要巩固,需要人力修路筑城;鬼子那三十万俘虏,天天吃我的粮食,也不能白养着。这样,从战俘营里,挑十万身体还算结实、没什么血债、看起来相对‘老实’的,组织起来,送到外蒙古方向去。”
他具体布置道:“他们的任务,就是修路,修从我们边境直通乌兰巴托、以及连接各战略要点的公路和简易铁路。同时修建大型物资中转站、仓库和野战机场。告诉他们,干活,就管饱,伙食标准比在战俘营好。而且,跟他们做个‘三年之约’:只要他们在这三年里老老实实劳动,不逃跑、不闹事、不反抗,三年期满,如果他们的天皇和政府还没来赎他们,我们就履行承诺,给他们自由,放他们走。另外,每个月,给他们每人发一块大洋的工钱。”
张远山听到这里,眼睛瞪大了:“总司令,您这是……同情鬼子?还给工钱?这……下面官兵和百姓知道了,恐怕会有看法啊!”
“同情?”赵振嗤笑一声,“我这是在制造裂痕,是在扶植‘日奸’——或者说,未来的‘亲龙国派’。”
他详细解释道:“罪大恶极、手上沾满鲜血的,我们已经处理了。剩下的这些,很多是普通士兵,是被军国主义裹挟的炮灰。他们现在最渴望的是什么?是活下去,是回家。我们给他们一个看似可能的希望——好好干活,三年后可能自由。同时,给予一点微薄的‘报酬’,体现我们‘讲道理’、‘守承诺’。”
他眼中闪着冷冽而算计的光:“你想想,三年时间,足够发生很多事。他们在我们相对‘人道’的管理下劳动,吃着比在黑心长官手下时可能更稳定的饭,拿着一点点象征性的工钱,心里会怎么对比?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政府因为无钱或不愿赎他们,而让他们在这里‘服劳役’三年,甚至三年后可能依然被抛弃,他们会怎么想?对天皇的忠诚,对政府的信任,还能剩下多少?”
“就算其中只有一部分人产生动摇、怨恨,甚至暗暗感激我们给的‘活路’,那么将来有一天,如果他们真的能回到日本,这些人会是什么?他们是被祖国抛弃的‘牺牲品’,是见识过我们北方军实力和管理‘优越性’的群体。他们会不会成为社会中对现有体制不满的种子?会不会不自觉地为我们的宣传提供佐证?”赵振缓缓说道,“这比单纯杀掉或奴役他们,更有长远价值。”
张远山恍然大悟,但仍有疑虑:“就算这样,咱们也不用真给工钱啊,管饭已经是大恩德了。”
赵振脸上露出了那种熟悉的、带着点坏心眼的笑容:“老张啊,动动脑子。外蒙古那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严格控制他们的活动范围。给他们发一块大洋,他们能上哪儿花?让政治部或者后勤部门,在战俘劳工营旁边,开个‘合作社’小卖铺,卖点香烟、火柴、便宜的糖果点心、肥皂毛巾之类的东西。价格嘛,当然是我们定。这钱从左口袋发出去,转一圈,大部分又从右口袋回来了。还能刺激他们劳动积极性——毕竟有点闲钱想买点东西。这叫内部循环经济。”
他总结道:“记住,管理大规模俘虏,尤其是未来可能还有更多俘虏,要用大棒加甜枣。大棒是严格的纪律、沉重的劳动和生杀予夺的权力,让他们敬畏;甜枣是活下去的希望、相对稳定的待遇和一点点渺茫的‘报酬’,让他们有所期盼。要让他们能看到一丝亮光,但又不能真的、轻易地触碰到它。这样,他们才会为了那点遥不可及的希望,乖乖听话,努力干活,甚至……开始怀疑曾经效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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