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637 第137章 皇陵之论

接着，他巧妙地将自己与熊文灿的分歧，归结为“事权不一”的必然结果：

“臣每主剿，熊文灿每主抚，非臣等存心各异，实因身处之地不同，所见之势有异，而又无总揽全局者居中调度，故各执一词，皆以为国谋尔。”

这番话，将自己和熊文灿都放在了“为国谋划”的位置上，将矛盾对立淡化为因位置不同而产生的合理分歧，并把根源再次引向“缺乏总理大臣”这个核心问题。这既避免了直接攻击熊文灿，又为后面否定招抚张献忠埋下了伏笔——因为没有全局眼光的人，提出的策略可能是片面的、危险的。

然后，他才开始“客观分析”招抚张献忠的问题：

在陈述了张献忠目前困守谷城、左良玉大军合围的有利态势后，他话锋一转：

“然今有议招抚张献忠者，臣窃以为危矣。献忠，巨寇也，性狡诈，反复无常，前有诈降罗汝才、刘国能等案，殷鉴不远。今其穷蹙来归，安知非诈降以缓我师，蓄力以待时变？若允其降，则需供其粮秣，容其休养，是养痈遗患也。倘其一旦复叛，荼毒必更烈于前，剿之亦更难于今。”

他摆事实，讲道理，引用流寇屡次诈降的先例，指出招抚的巨大风险，逻辑清晰，令人信服。

最后，他使出了精心准备的“杀手锏”，将问题的性质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奏折的末尾，他用了最谦卑、最恳切的语气，仿佛是在泣血上陈：

“夫剿与抚，皆陛下之权柄，臣子惟奉旨而行，岂敢专擅？然臣……臣不得不言者，张献忠非他寇可比！凤阳皇陵，乃陛下祖陵，国家根本之所系！献忠曾掘之，此乃不共戴天之仇，人神共愤之罪！”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陛下以至仁御万方，或念其悔过，欲施宽宥。然，陛下乃天下之主，亦朱家之子孙也！若赦此毁陵之逆贼，天下人将何以视陛下？祖宗神灵将何以安？臣……臣恐伤陛下圣德，寒天下忠义之心！”

他没有直接说皇帝不能赦免，而是以“为陛下考虑”、“为圣德考虑”、“为安抚天下人心和祖宗神灵考虑”的角度，将招抚张献忠的后果提到了关乎皇帝个人威信、大明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可怕高度。

这一击，直指要害，他相信，任何皇帝看到这里，都不可能无动于衷。

写完最后一个字，范景文放下笔，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完成了一件极其耗费心力的作品。他仔细检查了一遍奏折，确认措辞恭敬，逻辑严密，既有为国谋利的公心，又暗含打击政敌的锋芒，更抓住了皇帝最在意的痛点。

“熊文灿啊熊文灿，你的荣华富贵梦，恐怕要碎了。”范景文心中默念，却没有丝毫愧疚，只有一种为国除害的快意，熊文灿一旦失势，而陈洪范这等蝇营狗苟，也难逃惩处。

他唤来亲信书吏，将奏折用火漆封好，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北京。

“如此一来，剿灭张献忠可期，排除熊文灿对剿匪事务的干扰可成，更能推动设立总理大臣，统一事权。”

范景文望着窗外南京城灰色的天空，目光深远，“此举，于国有利！”

他相信，凭借这份奏折，他不仅能达成剿灭张献忠的战略目标，更能为整个南方的剿匪大局，扫清障碍，奠定一个更高效、更统一的基础。

这，才是他范景文作为朝廷重臣，应有的担当与作为。

……

二月二十八

紫禁城，武英殿

崇祯的御案上，并排摊开着两份奏折。左边是熊文灿那辞藻华丽、极力鼓吹招抚张献忠如何利国利民的本章；右边则是范景文那篇笔力千钧、直指“皇陵”核心的奏疏。

“……陛下乃天下之主，亦朱家之子孙也！若赦此毁陵之逆贼，天下人将何以视陛下？祖宗神灵将何以安？” 每一个字都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心头发颤。

他确实动过招抚的念头，甚至想过借此机会，看能否将张献忠麾下日后大名鼎鼎的李定国收为己用。

当然，他也知道张献忠并不是诚心归顺，他只是单纯的因为李定国而招降张献忠，然后找机会把李定国挖过来。

但范景文这“皇陵论”一出，直接将这条路堵死了，而且堵得他无话可说。

作为皇帝，作为朱明皇室的代表，他若对刨了自家祖坟的仇敌示好招安，这“不孝”的帽子扣下来，他的威信，朝廷的体统，都将荡然无存！更严重的是，这会直接动摇大明的统治根基！

“呼……”崇祯长长吐出一口浊气，揉了揉胀痛的太阳穴，“王承恩，传杨嗣昌、孙承宗即刻觐见。”

不多时，杨嗣昌与孙承宗先后到来。行礼之后，崇祯没有过多寒暄，直接将问题抛了出来：“熊文灿请招抚张献忠，范景文则力主剿灭，二卿以为如何？”

杨嗣昌作为兵部尚书，主要负责剿寇战略，他最近忙着与五军都督府制定新的剿匪计划，还未看范景文的奏折。但他急于在皇帝面前展现自己的见解，不等资历更老的孙承宗开口，便抢先一步，侃侃而谈：

“陛下，臣以为，熊文灿与范景文二位大人，所言皆有道理。熊尚书主张招抚，乃是看到张献忠目前困守谷城，士气低落，若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既可节省巨额军费，避免将士伤亡，又能彰显陛下仁德，分化流寇，实为上策。范尚书主张进剿，则是虑及张献忠狡诈反复，恐其诈降误事，亦是老成谋国之言。”

他顿了顿，语气显得颇为“公允”：“然，剿与抚并非水火不容。臣之‘十面张网’乃是以剿为骨，以抚为用。对于张献忠这等巨寇，若能招抚成功，使其部众瓦解，首领授首或圈禁，则远胜于劳师动众、旷日持久之围剿。熊尚书在东南与郑芝龙合作，稳定海疆，颇见成效，于招抚一事应有心得。故臣以为，对张献忠，可先尝试招抚，若其诚心归顺，则朝廷幸甚；若其假意投诚，再以大军剿之，亦不为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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