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1637 第136章 争

招抚，正是他熊文灿一直以来被皇帝倚重、并且自认擅长的领域！靖海司招抚郑芝龙成功在前，若此刻他能再促成巨寇张献忠的招安，岂不是锦上添花，功上加功？

“陛下啊陛下，您看，臣不仅能为您安抚海上，更能为您平定陆上巨寇！这安邦定国之才，这实打实的功劳，您总不好再……装不知道了吧？”他仿佛已经看到，凭借这“剿抚并用”的辉煌政绩，那梦寐以求的伯爵之位，正在向他招手。

几乎没有太多犹豫，熊文灿立刻做出了决定，他铺开专用的题本用纸，神情严肃而自信，他没有先回复陈洪范，而是直接向皇帝上奏。

在奏折中，他首先再次“不经意地”提及靖海司运转良好，为朝廷持续增收，随后笔锋一转，以收到前线将领陈洪范急报为由，隆重推出了张献忠乞降之事。

他极力渲染此事的重大意义：“此乃陛下天威浩荡，德化所致，使凶顽如张献忠者，亦幡然悔悟，愿率数万之众归顺王化。” 他将招抚张献忠的功劳，巧妙地和皇帝的“德政”以及自己一贯的“招抚策略”绑定在一起。

最后，他慷慨陈词，请求皇帝准予招安，并自信满满地表示，自己愿亲自或委派能员负责此事，定能妥善安排，使张献忠部化为朝廷有用之师，彻底消除楚豫一带之心腹大患。

写完奏折，他用上火漆，命人加急直送京师。

做完这一切，他才慢悠悠地给陈洪范回了一封信，语气矜持而嘉许：“…洪范能洞察机先，招抚有望，实乃国之干城。本堂已上达天听，竭力促成。汝当好生安抚献忠，静候朝廷恩旨…”

熊文灿靠在椅背上，长长舒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志在必得的笑容。

张献忠？不过是他通往伯爵之路的一块垫脚石罢了。

南京兵部衙门。

虽称“留都”，六部建制俱全，兵部尚书范景文的公廨，相较于北京六部的喧嚣，更多了几分江南的沉静与肃穆。

然而，这份沉静被一封来自襄阳前线的密信打破了，信是左良玉亲笔所书，详细陈述了张献忠困守谷城、穷蹙乞降，以及陈洪范如何横加阻拦、意图招抚的经过。

范景文逐字逐句地读着，他那张素来以沉稳着称的脸上，先是浮现出难以置信的神色，随即眉头越锁越紧，最终化为难以抑制的愤懑，他猛地一拍桌案，震得笔架上的湖笔都跳了一跳。

“竖子！不足与谋！”一句压抑着的怒斥从范景文牙缝里挤了出来。

他气的，不仅仅是陈洪范的愚蠢和贪婪——那人竟敢为了一己私利，就妄图招抚张献忠这等巨寇！他更气的，是熊文灿的短视与投机！身为兵部尚书，难道看不清张献忠的狼子野心？招抚？那不过是贼寇惯用的缓兵之计！待其恢复元气，必定复叛，届时烽火再起，遭殃的又是无辜百姓，消耗的又是本就捉襟见肘的国帑！

“熊文灿…陈洪范…尔等视军国大事为儿戏乎？视流寇反复如无物乎？”范景文在值房内踱步，胸口因怒气而微微起伏。

他仿佛已经看到了不久的将来，张献忠在谷城吃饱喝足、重整旗鼓后，再次挥师杀出，将楚豫大地搅得天翻地覆的景象，而熊、陈二人，届时恐怕只会互相推诿，甚至将败责归咎于主剿之人！

愤怒过后，范景文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是朝廷重臣，不能仅仅停留在情绪的宣泄上，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提出解决之道，他重新坐回案前，目光扫过舆图上标注的各方势力——左良玉在襄阳，陈洪范在附近掣肘，熊文灿远在广州却把手伸了过来，而他自己则在南京……

一个清晰的、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弊政浮现在他脑海中：南方剿匪事权不统一！

崇祯在南方设立了两位兵部尚书，他范景文在南京，熊文灿以兵部尚书衔总督两广。然而，陛下从未明令规定，由谁总理中原剿匪事宜！这就导致了如今这般荒谬的局面：前方左良玉要剿，相邻的陈洪范可以为了私利主张抚，而远在数千里外的另一位兵部尚书熊文灿又能凭借其身份和影响力，插手干预！

“上面不和，下面安能和？上令不一，下面安能行？”范景文喃喃自语，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剿与抚本身都是策略，但若没有统一的指挥，再好的策略也会在内耗中化为乌有，甚至成为祸乱的根源。

一个念头如同电光石火般划过他的脑海：何不借此机会，彻底理顺这混乱的指挥体系？

若能促成设立一个总理剿匪的专职大臣，统一事权，无论最终是剿是抚，都能号令一致，行动统一，于国于民，都是大利！

而这个想法，又与他此刻对熊文灿、陈洪范的极度不满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一个一石二鸟的计策，在他心中逐渐清晰、完善：

第一只鸟，自然是张献忠。必须剿灭！绝不能给其喘息之机。

第二只鸟，便是熊文灿。此人志大才疏，贪图富贵，为一己之私竟欲行此养寇自重、祸乱国家之事，已不堪担任兵部尚书之重任……至少不应再有权干预剿匪事宜，若能借此机会，使其招抚之议破产，并凸显其策略之误与私心之弊，或可使其失去圣心，至少使其势力范围被严格限制在东南海疆。

而要实现这一石二鸟，最好的平台，便是促成“总理”之职的设立，并且，这个职位绝不能落在熊文灿之手！甚至，可以借此将熊文灿的影响力彻底排除出剿匪事务。

思路既定，范景文铺开专用的题本用纸，深吸一口气，开始起草这份至关重要的奏折，他下笔极其谨慎，每一个字都反复斟酌，既要达到目的，又不能留下任何攻击同僚、揽权自重的把柄。

开篇，他并未直接指责熊文灿或陈洪范，而是从大局着眼，陈述客观困境：

“臣范景文谨奏，为江南、楚豫等地剿寇事权不一，恳乞圣断专委总理大臣以一事权事。”

他首先点明南方缺乏一个统一的剿匪总司令，导致“诸将无所适从，剿抚失据，战机屡误”，将现状的混乱归咎于制度缺陷，而非个人，显得十分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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