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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满站在青禾镇老粮站外，风从山坳里卷来，吹得她衣角猎猎作响。
红底金字的“陈氏宗祠”牌匾在阳光下刺眼得很，像是特意钉在人心上的钉子。
村支书还在说着“祖宗规矩动不得”，声音软中带硬，话里藏着不容商量的边界。
她没反驳，只是把手机收进口袋，指尖还残留着刚才拍下的画面温度。
风吹起红布一角，露出底下斑驳的水泥墙——那是老粮站原本的墙体，几十年前刷的标语依稀可辨：“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
她转身离开，脚步不急不缓，却一步比一步沉。
她在心里记下：这地方不是没人要，是有人怕它被要回去。
第二天一早，她背着包进了周边村子。
没有横幅，没有介绍信，只有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和一支磨了边的钢笔。
她找的不是村干部，而是那些蹲在门口剥豆子的女人、骑三轮车接送孙子的婆婆、在溪边洗衣时总低着头的年轻媳妇。
问题很简单：“你家的房子，写的是谁的名字？地呢？如果离婚，你能带走什么？”
起初没人敢说。
直到有个穿蓝布衫的大姐冷笑一声：“我男人死了三年，房产证上还是他爸的名字。我住着自己的家，倒像借住的。”她说完就走了，背影倔得像山脊。
五天走下来，八起案例被清晰勾勒出来。
六位女性来自同一个大姓家族，婚前有宅基地资格却被“族里安排”让给兄弟；婚后因丈夫家暴想分居，却被族老一句“家丑不可外扬”压回去；最重的一笔，是一个女人跳了水库——只因娘家拆迁款全归弟弟，她开口问一句，就被骂“吃绝户”。
杨小满坐在田埂上写下最后一行字：“这里的墙不是砖砌的，是规矩垒的。”笔尖顿了顿，又补了一句，“而规矩，从来都是活人替死人定的。”
消息传到林晚舟耳中时，她正站在省妇联会议室门口等一份文件。
听完汇报，她只回了一条语音：“让李婷去。”
李婷接到指令那天，刚结束社区舞蹈队的排练。
四十岁的女人擦掉额头的汗，换上一条花裙子，拎着音响和U盘，第二天就坐上了去青禾镇的班车。
她没说自己是谁派来的，只笑着说：“我在城里教了十年广场舞，现在回来给老家姐妹松松筋骨。”
第一晚，二十多人围观；第三晚，三十多人跟着跳；第五晚，有人悄悄拉她到角落：“老师，我能学会舞步，可学不会怎么让我男人把我名字写进房本。”
李婷不慌，也不劝。
她发的是统一印制的“心愿卡”，粉色纸片，让大家匿名写点“平时说不出口的话”。
起初只有零星几张，写着“想旅游”“想吃海鲜”；后来多了，开始出现“不想再跪着求他回家”“我想自己保管工资卡”。
一周后，她收齐三十七张卡片，一张张拍照扫描，做成一个加密文档，命名为《无声账本》。
凌晨两点，她登录市政民生服务平台后台，以“公共建议”名义上传附件，备注只有一句：“有些沉默，不是甘愿，是无人听见。”
这份材料沉下去两天，又被周砚清捞了出来。
他在政策研究室调取近十年宅基地确权数据，输入性别维度分析时，屏幕跳出的结果让他停住了手。
全县女性单独持证率2.17%，不足全省均值的三分之一。
更触目惊心的是，在涉及继承变更的案件中，超过七成女性主动放弃权利——不是因为自愿，而是村委会调解记录里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你还年轻，迟早要嫁人，争这些做什么？”
他把数据做成可视化图表，附上《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风险地图》，提交至省妇联联席会议。
报告末尾，他亲手加了一行备注：“每一块缺失的名字背后，都有一个被说服‘你反正要嫁人’的女孩。”
省委农办当天批转意见：“责令该县全面排查，限期整改。”
消息还没公开，但风已经起了。
镇上供销社的老王发现，最近夜里总有女人聚在操场跳舞，跳完还不散，围成一圈低声说话；小学老师注意到班里女生交的作文变了，不再是“我的妈妈是贤惠的人”，而是“我希望妈妈有自己的身份证号码”；就连镇广播站站长也收到一封匿名信，说想开个栏目叫《她的名字》。
而在县城边缘一间简陋招待所里，杨小满翻开最新统计表，看着“已收集诉求37”“风险地图发布”“整改令下达”这几行字，终于轻轻合上笔记本。
窗外月光洒在远处山梁上，照着那座曾是粮站、如今挂着宗祠牌匾的老屋。
她知道，这场仗才刚开始。
但她也知道，有人已经开始醒来。
吴志明是在镇上赶集那天听说青禾镇有了“妇女驿站”的。
他正蹲在肉摊边挑排骨，耳朵却竖着听旁边几个妇人说话。
一个说：“听说粮站那儿挂了块牌子，能帮女人把名字写进房本。”另一个冷笑：“别信，又是上面来的人做做样子，风头一过就走。”可第三个人声音低了些：“我表妹昨天去问了，人家不收钱，也不拉横幅，就在门口坐着织毛衣……倒像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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