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的风刮得厉害,卷着黄沙拍在窗户上,像谁在夜里偷偷挠玻璃。
杨小满盯着屏幕,手指不动了。
那条处分通报只有短短几行字:“高一(3)班李志明,因虚构家庭矛盾、扰乱教学秩序,给予记过处分一次。”落款是县第二中学教务处,红章盖得端正又冷酷。
她把“虚构”两个字念了三遍。
就在四天前,这个14岁的男孩通过“种子计划”的直通通道按下警报,系统自动识别为一级风险——父亲长期以断学费、殴打等方式逼迫母亲签署离婚协议,并扬言“谁管家事我就让谁毕不了业”。
平台推送预警后,地方妇联和派出所曾上门走访,但最终以“家庭纠纷不宜介入”为由撤回。
如今孩子非但没被保护,反被扣上“制造矛盾”的帽子。
杨小满点开后台数据面板,调出该地区近三年的学生心理普查报告。
问卷中有一项隐性指标:“你是否曾因父母一方的行为感到害怕或想求助?”选择“是”的比例高达17%,其中82%指向父亲对母亲的言语压制、经济控制甚至肢体威胁。
而这些数据,在干预系统里一片空白。
没有一条警报被触发。
她忽然明白了。
不是没人受苦,而是没人知道可以开口;不是孩子不反抗,是他们从小就被教会——家里的事,轮不到你说。
手机震动,林晚舟的语音进来:“我已经联系省教育厅信访办,名义是‘未成年人权益保障试点评估’,三天内会有督导组进驻。许知雅正在起草《家庭压迫情境下未成年学生申诉指引》,会走高校法学院渠道下发到全省法制副校长群组。”顿了顿,“我们要让老师明白,制止孩子求助,本身就是一种共谋。”
杨小满没说话,只是截图了那份处分文件,转发到行动中心核心群。
五分钟后,周砚清回复:查了。
他调出了当地教育局近三年的专项资金流向。
一笔名为“心理健康建设补贴”的款项,每年40万,连续三年拨付给同一家民营心理咨询机构——启心心理服务中心。
更巧的是,该机构法人代表姓王,正是涉事校长王建国的妻弟。
而这家机构从未在学校开展过任何公开讲座或咨询服务,所有票据却齐全合规:培训费、教材印刷、专家讲座……甚至连一场“亲子沟通工作坊”的现场照片都有,只不过背景里的学生面孔模糊不清,像是从网上扒来的图。
周砚清把整条资金链做成了可视化图表,附上一句话,匿名发往纪委举报平台:“别查钱去哪了,查话堵在哪了。”
当晚,杨小满收到一条来自甘肃某县城中学老师的私信:“我们班有个女生,妈妈被打得不敢来开家长会,她写了三次检讨求我别告诉她爸她考了年级第一……她说,如果我说出去,我爸就会打得更狠。”
后面还跟着一句:“你们那个按钮,能不能也让我们老师按?”
她盯着这句话看了很久。
第二天清晨,她订了最近一班飞往兰州的航班,再转大巴进县。
车窗外荒山连绵,电线杆歪斜地立着,像一群被钉住的人,沉默地站着。
她在学校对面的老街区租下一间民房。
墙皮剥落,暖气片锈迹斑斑,但她不在乎。
进门第一件事,就是从行李箱取出一叠印好的A4纸,封面上写着:
【悦可驿站?学生心理支持联络点】
不是官方机构,不挂牌子,不登记姓名。
你写下的话,我们会听。
你说的事,我们不会当成“家事”忽略。
如果你不敢说出口——这里有按钮。
她一张张贴在巷口、公交站、文具店门框边。
字不大,颜色也不鲜艳,但足够清晰。
傍晚时分,一个穿校服的女孩路过,停下脚步看了看传单,伸手想撕下来,又缩回手,最后只是用书包挡着脸,悄悄拍照存进了相册。
杨小满站在窗后看着,没动。
但她也知道,有些声音一旦松动,就再也捂不住了。
清晨六点,天光未亮,杨小满已经坐在那张掉漆的木桌前。
窗外风声低回,屋内一盏白炽灯微微晃动,映着墙上贴满的便利贴——每一张都写着一个学生的名字、年级和简短备注:“沉默型”“曾自残”“母亲离家三个月”。
她翻开发黄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过去一周收到的匿名纸条内容,有些字迹歪斜得几乎认不出,但意思清晰:“我不想回家。”
她没等李志明来找她。
座谈会安排在租住房隔壁废弃的小学教室。
没有横幅,没有摄像机,只有几张从附近工地借来的塑料凳子围成一圈。
杨小满只说了一句开场白:“今天在这里说的话,不会记进档案,也不会告诉老师或家长。但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做点事。”
空气凝滞了很久。
有人低头抠指甲,有人反复拉扯书包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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