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书籍如同野火燎原,点燃了帝国上下对知识的渴求,但这把火燃烧出的,远不止是识字率的提升和实用知识的传播。当思想的燃料足够充足,当表达的渠道初步畅通,一场更加绚烂、更加深刻的文化喷薄,便如同积蓄已久的火山,终于迎来了它的爆发期。大夏帝国,在钢铁、火药和印刷机的轰鸣声中,意外而必然地步入了一个文化创作空前活跃、思想火花激烈碰撞的黄金时代。
以往,文学是士大夫阶层的禁脔,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高高在上,与普通民众的生活隔着深深的鸿沟。诗词歌赋多在文人雅集、士林唱和中流传,内容也多局限于抒怀咏志、山水田园,形式典雅,却难免曲高和寡。然而,活字印刷术带来的出版便利和读者群体的急剧扩大,彻底改变了文学生态的土壤。
首先感受到这股新风向的,是那些较为开明、或生活困顿需要“笔润”的文人。他们发现,以往需要靠人际圈子和名望才能传播的作品,如今竟然可以印制成册,摆在皇商印书馆下属的书铺乃至街头巷尾的书摊上售卖。读者的口味,也不再仅仅是那些手握品评权力的士林同侪,而是扩展到了识字的商人、工匠、军官,甚至一部分家境殷实的农夫。
于是,文学创作开始出现显着的分流与嬗变。
“雅文学”并未消亡,反而因为出版业的兴盛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以往可能湮没于手稿之中的诗集、文集,如今有了面对更广泛读者(至少是更广泛的士人阶层)的机会。一些对新政持支持态度,或深受格物思想影响的文人,开始尝试在诗文中融入新的意象和思考。有人歌咏“铁舰劈波斩浪”的雄壮,有人描绘“格物院内灯火彻夜”的新奇,甚至有人试图用诗歌的韵律去诠释星辰运行的规律。虽然这些尝试在保守派看来“格调尽失,匠气十足”,但却充满了探索的活力。京都几家由皇商协会背景的书坊,如“文华斋”、“墨香阁”,定期出版这类新派文人的合集,销路颇佳。
而更具革命性的,是“俗文学”的爆炸式增长。市场的力量无情地冲刷着文学的边界。书商们敏锐地发现,那些文辞古奥、意蕴深远的经典,销量远不如故事性强、语言通俗易懂的“闲书”。巨大的需求催生了专业的写作群体和创作类型。
历史演义小说空前畅销。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陆沉“贡献”出故事梗概(他凭借模糊记忆口述,由本土文人润色填充)为蓝本,一大批描写前朝兴衰、英雄传奇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涌现出来。这些小说情节曲折,人物鲜明,忠奸对立,满足了民众对历史的好奇心和英雄主义的向往。其中虽不乏对朝廷隐晦的讽喻,但主流基调仍是宣扬忠君爱国、侠义精神,故而审查机构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公案小说也大行其道。包拯、狄仁杰等历史名臣,在说书人和小说家的笔下,化身为断案如神、惩奸除恶的青天老爷。这类小说既满足了百姓对清明政治的朴素期待,也在无形中普及了法律知识,强化了“善恶有报”的社会观念。
更令人瞩目的是,反映市井生活的世情小说开始崭露头角。一些落魄文人,将目光投向他们熟悉的市井生活,描写商贾的奋斗、工匠的巧思、男女的情爱、家庭的悲欢。虽然被正统文人鄙夷为“小道”、“末流”,但这些作品充满了鲜活的生活气息,真实反映了帝国经济繁荣背景下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和精神诉求,拥有极其庞大的读者群。其中一些优秀作品,对人情世态的描摹刻画入微,具备了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文学的雅俗共变,使得文化创作从士大夫的书斋走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变得前所未有的丰富和多元。
文化的繁荣不仅仅体现在文字上,同样渗透到艺术和工艺的各个领域。
随着经济发展,新兴的商人、工场主阶层拥有了巨大的财富,他们渴望通过艺术消费来提升社会地位,彰显自身品位。这股强大的购买力,极大地刺激了艺术品和工艺品市场。
瓷器、漆器、织锦等传统工艺,在保持了高超技艺的同时,开始融入新的时代元素。格物院对矿物和化学的研究,催生了一批新的釉彩配方,烧制出的瓷器色彩更加艳丽、丰富。远洋船队带回来的异域图案和审美风格,也被工匠们巧妙地吸收、融合,创造出兼具东方神韵和异国情调的新纹样,不仅内销火爆,更成为海外贸易中最受欢迎的奢侈品之一。
绘画领域也出现了新风。虽然传统的山水、花鸟、文人画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但一些画家开始尝试新的题材。有的受雇于皇商协会或海军,绘制巨大的海船、港口、异域风物图,风格写实,细节精密,带有一定的记录性质。有的则热衷于描绘京都的市井繁华,酒楼、茶馆、瓦舍勾栏、街头百态,皆可入画,充满了蓬勃的世俗生命力。甚至有人开始为流行的小说绘制插图、连环画,使得故事更加生动形象,进一步促进了通俗文学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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