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地的初夏,来得迅猛而黏稠。
刚进五月,那股子盘踞在山谷洼地、经月不散的潮润寒气,便仿佛一夜之间被某种无形之火蒸腾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裹挟着草木疯长气息的闷热。太阳不再像春日那般温吞,而是白晃晃地悬在越发澄澈少云的天空上,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刚刚从战火与春雨中喘息过来的大地。僰溪(璧南河)的水位降了些,流速却因上游雪山融水而更显湍急,水色依旧浑黄,拍打着两岸新砌的护堤石堰,哗响昼夜不息。
道路两旁,不久前还只是嫩绿初绽的林木,如今已是蓊蓊郁郁,浓荫如盖。楠竹、香樟、麻栎、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蕨类与藤蔓,拼命舒展着枝叶,争夺着阳光与空间,林间弥漫着植物汁液和腐殖质混合的、近乎辛辣的旺盛气息。稻田里的秧苗已转成深绿,开始分蘖,田埂上豆黍之类的杂粮也蹿得老高。若单看这漫山遍野、几乎要流淌出来的绿意,几乎要让人忘记去岁今春此地曾经历过何等酷烈的厮杀。
然而,在这片被强行催发的、近乎狂暴的生机之下,征服的痕迹与崭新的秩序,正如同这初夏闷热无风的气候一般,沉甸甸地压在每一个角落,压在每一个生活于此的人的心头。
姬屯率领着已略显臃肿的鲁武卒队伍,继续沿着僰溪河谷向北,朝预定的会师与交割地点——合川要塞行进。
与南下参战时相比,这支队伍发生了显着而微妙的变化。人数非但没有因战损而减少,反而膨胀了许多。除了原有的近四万鲁军将士,队伍后面,还跟随着一支越来越庞大的、成分复杂的“尾巴”。
那是在北上途中,从沿途山林、废弃寨堡、甚至是一些刚刚臣服不久的巴人小头领那里,陆续汇集而来的巴军残部。他们多则数百,少则数十,衣衫褴褛,面有菜色,许多人身上带着未经妥善处理的旧伤,手中的武器也残破不堪。他们沉默地跟在鲁军大队后面一段距离外,既不靠近,也不远离,眼神里交织着茫然、疲惫、以及一种认命般的木然。带队投靠的,有时是些低阶军官,有时干脆就是些年长或有威望的老兵。他们用生硬的雅言或通过通译,向鲁军前哨表达的意思大抵相同:仗打完了,头领死了或跑了,寨子破了,家没了,听说鲁军不杀降,还管饭,愿意跟着走,去南阳也好,去哪儿也罢,只求一条活路。
起初,姬屯对此颇感棘手。收纳降卒,尤其是异国的降卒,历来是敏感事,易生变乱,也容易给韩方留下口实。他严令部下保持警惕,将这些投靠者单独编队,派兵监视,供给仅维持不饿死的粗粝饮食。但很快他发现,这些巴人残兵,似乎真的已无任何战意与组织。他们大多来自巴国东部、北部山区的小部族或地方戍守部队,在巴军主力于江津-江州一线崩溃后,便失去了指挥和补给,散落山林,饱受饥馑、疫病和韩军清剿小队的三重折磨。鲁军相对“温和”的名声(主要得益于姬屯在江津城下的约束和与韩军抢掠行径的对比),以及那一条“活路”的渺茫希望,成了他们抓住的最后一根稻草。
随着这样的队伍越来越多,当姬屯所部抵达距离合川尚有百余里的一个山谷营地时,跟随的巴人降众已超过五千。管理压力陡增,粮秣消耗也让他这位实际上的统帅暗暗皱眉。他不得不派出更多斥候,加快与合川及后方韩军、鲁军统帅部的联络。
沿途所见,也印证着这些巴人残兵为何选择离开故土。曾经巴人聚居的河谷村寨,如今十室九空。偶有炊烟,也多是新迁入的韩地移民或军屯户。巴人要么早已随败军遁入更深的山林,要么被作为战利品掳走,少数留下的老弱,也瑟缩在村庄边缘,耕种着最贫瘠的土地,向新来的庄园主或官府缴纳沉重的租赋。道路上,韩军的小股巡逻队和传递文书的驿骑往来频繁;在几处地势紧要的隘口,可以看到穿着崭新号衣、正在修筑永久性堡寨的“庄园”或“军屯”的民兵,他们驱使着大量俘虏和征发来的民夫,伐木采石,干得热火朝天。一种迥异于巴人松散部族联盟的、高度组织化和军事化的统治网络,正在这片湿热山林中迅速编织、收紧。
姬屯骑在马上,望着这一切,心中那份离开壁山时的寒意愈发清晰。这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这是一整套社会结构的彻底置换。韩国的变法,不仅仅锻造了锋利的刀剑和高效的农具,更锤炼出了一套能将军事胜利迅速转化为持久统治的精密技术——郡县制与军屯制结合,移民实边与旧族瓦解同步,功勋赏田与中央直辖卫所并行。邓伯玉家族的遭遇,不过是这套技术应用于功臣阶层的一个缩影;而眼前这些失魂落魄的巴人降卒,以及那些在皮鞭下修筑堡垒的同族,则是这套技术应用于被征服者的普遍写照。
“将军,前面就是合川地界了。斥候回报,合川要塞……似乎情况有异。”一名前军司马策马从前奔回,向姬屯禀报,打断了他的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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