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家峁还沉浸在浓重的夜色中,中央集市却已提前醒来。这座占地数百亩的巨型市场,是联盟用几年时间在塬顶平地上建起的奇迹:东临乌龙川码头,西接官道枢纽,南北各开三道辕门,四十八个专业区如棋盘般铺展。
此刻,辕门外等待入场的车马排成了三条长龙,车辕上悬挂的马灯在秋风中摇曳,连缀成三条蜿蜒的光带。
“粮车八十辆,自李家坝来——”
“布匹商队,榆林府到——”
“铁器坊送货,北区三号门入——”
守门吏的唱名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车轴吱呀、马蹄嘚嘚、挑夫号子,汇成一部黎明前的贸易交响。
市场内,两千盏灯笼早已点亮,悬挂在每条通道上方的横索上,远远望去如同倒悬的星河。
伙计们正忙着卸货、铺摊、挂幌:粮食区的粮囤如小山隆起,麻袋上用工整的隶书写着产地与品级;布匹区的彩布如瀑布垂挂,晨曦未至,已见锦绣斑斓;铁器区的货架森然排列,犁头、镰刀、铁锅在灯光下泛着冷冽青光。
卯时正,市场中央三丈高的钟楼敲响开市钟。钟声浑厚,在黄土塬上荡开层层声浪。钟楼下,那块一丈见方的松木公示牌前,物价员王老七清了清嗓子。
这个五十出头的老账房,三年前还在延安府街头摆摊代写书信,如今却成了集市上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他展开手中的黄纸告示,用带着浓厚陕北口音的官话高声宣读:
“十月初一,朔日开市,指导价如左——”
“上等冬麦,每石一两二钱;中等粟米,每石九钱;新米,每石一两五钱……”
“三梭棉布,每匹八钱;细麻布,每匹六钱;新出‘霁蓝’彩布,每匹一两二钱……”
“三寸铁犁头,每个三钱;钢镰,每把五分;五斤铁锅,每个二钱三分……”
“活羊每只六钱,生猪每百斤四两,鸡蛋每百枚三钱……”
每报一项,周围便响起一片算盘声、低语声、笔记声。这是顾炎武设计的“物价公示制”运行的第二年。
每日开市前,商业司根据昨日成交价、各仓库库存、生产成本、乃至气象站对收成的预测,计算出当日“指导价”。
虽不强制交易,但已成集市公认的基准——偏离太多,要么卖不出去,要么被质疑货品质量。
人群中,一个山西口音的商人摇头:“这麦价,比太原还高三钱。”
旁边的本地粮商笑答:“可咱们的麦子,出粉率比太原麦高三成。您细算算?”
那人掏出随身算盘噼啪一打,眼睛亮了。
辰时初,商业司主管李明开始每日例行巡视。这个三十出头的汉子,曾是最早的贸易小组成员之一,崇祯五年冬天,他带着五辆粮车、两个伙计,冒雪到山西换盐,差点冻死在黄河冰面上。
如今,他管理着一个年贸易额超百万两的商业网络,手下有正式职员过百、临时雇员过千,控制的商路遍及秦晋陇蜀。
他今日穿着青色棉布长衫——这是联盟官员的标准常服,只在袖口绣了一道银线,标示品级。
身后跟着两名书记员,一人捧账簿,一人持木匣,匣内是今日待批的契书、路引、货单。
刚走到布匹区,管事赵二匆匆迎上:“李主管,山西太原府‘广源号’的王老板到了,要订一千匹‘暮霞红’,但压价压得狠,只肯出八钱一匹。”
李明脚步不停:“人在哪儿?”
“在贵宾室候着。”
“带路。”
贵宾室设在市场东南角的二层小楼,窗外可见乌龙川码头上船只往来。王老板是个典型晋商模样:四十多岁,圆脸微胖,眼睛细长,手指上戴着一枚硕大的翡翠戒指。
见李明进来,他起身拱手,笑容满面:“李掌柜,半年不见,气色越发好了!”
两人分宾主坐下。丫鬟端上茶——不是常见的砖茶,而是从四川换来的蒙顶黄芽,这是商业司接待大客商的规矩。
寒暄过后,王老板切入正题:“李掌柜,咱们是老交情。但这布价……不瞒您说,我在太原也能拿到苏杭的绸缎,一匹不过一两二钱。您这棉布要价一两,是不是……”
李明微笑,从怀中取出一方布样,摊在紫檀茶几上。那是一块“暮霞红”,但在日光下细看,红色中隐隐透着金丝般的光泽。“王老板摸摸看。”
王老板伸手一捻,脸色微变:“这是……掺了蚕丝?”
“三成蚕丝,七成精棉。”李明又取出一碗清水,将布角浸入,揉搓,取出,色泽丝毫不变,“这是我们新出的‘三洗不褪色’。全陕西,不,整个西北,独一份。”
王老板沉吟,手指无意识地转动戒指。
李明压低声音:“还有件事。我们气象站上月预测,今冬会是三十年来最冷。黄河流域棉花减产,已成定局。下月起……”他顿了顿,“所有布匹,指导价上调一成五。”
王老板眼中精光一闪:“消息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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