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说得对。”我记下来,“我这就补上。”
挂断电话,我又拨通了晋中农科所:“李所长,我想请您帮忙做个试验,测一下秸秆覆盖后土壤水分蒸发量的具体数据……”
一周时间,我白天跑农科所、水利局,晚上整理材料、绘制图表。报告从最初的十页,扩充到三十页,又精简回十五页。郭副省长来看过一次,只说了三个字:“要实在。”
出发前夜,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材料。帆布包里装着:报告稿、技术手册初稿、三十多张手绘示意图,还有一个小布包——刘老栓托人捎来的,里面是五百颗用陶罐滴灌种出来的玉米粒,颗颗饱满金黄。
火车是凌晨四点的。月台上,地委几位领导来送行。
“小韩,放轻松。”地委书记拍拍我的肩,“咱们山西的经验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你就照实说。”
“记住,你代表的是山西八百万农民。”郭副省长补充道,“讲他们的智慧,讲他们的汗水。”
火车鸣笛,缓缓驶出站台。窗外,晋中平原在晨曦中渐渐清晰。那些纵横的田埂、蜿蜒的土渠、星罗棋布的村庄,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延续着千年的耕作。而此刻,一场静悄悄的抗旱革命正在这里萌芽。
我对面的座位上,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正在看报。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目光落在我脚边的帆布包上——包口没系紧,露出了一角图纸。
“同志,你这是……”他好奇地问。
“去北京开会。”我说
“抗旱?”他来了兴趣,“你是农业部的?”
“不,我是晋中地区的技术员。”
中年人放下报纸:“巧了,我是《农民日报》的记者。这次八省抗旱会,我们报社也要报道。能简单说说你们山西的经验吗?”
我想了想,从包里拿出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摊在手掌上。
“就从这结满籽粒的玉米棒子说起吧。”我说。
记者姓陈,叫陈望秋。他小心地捏起一颗玉米,对着车窗透进来的光仔细看,又放在掌心掂了掂。“籽粒饱满,胚部充实,是好种子。但这和抗旱有什么关系?”
我从帆布包里抽出一张手绘的草图,铺在小桌板上。是刘家庄试验田的示意图,标注着陶罐埋设的间距、深度,旁边还有土壤湿度变化的折线图。
“这是我们晋中榆次县刘家庄村的试验田。往年一般田的玉米亩产不到两百斤。今年春旱用了这种陶罐滴灌的,”我指着那颗玉米,“预计亩产三百二十斤。”
陈记者立刻掏出笔记本和钢笔:“陶罐滴灌?具体怎么操作?成本多少?农民接受吗?”
他的问题很专业。我详述了刘家庄的试验过程,从发现瓦盆渗水,到集体窑厂改制陶罐,再到草绳导水的替代方案。讲到老农们一开始的怀疑,以及看到出苗后的转变。
“关键在于因地制宜。”我强调,“在太谷,我们改造土渠,用三合土防渗;在祁县山区,我们用劈开的竹管做引水滴灌;在平遥极端缺水的山村,我们教他们建屋檐集雨系统。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只有对症下药的方子。”
陈记者笔走如飞,偶尔抬头追问细节:“三合土的配合比有科学依据吗?”“竹管的使用寿命如何解决?”“集雨窖的水质怎么保证?”
他的专注感染了我。我索性把包里那本还散发着油墨味的《抗旱节水技术手册(试行版)》初稿拿出来,一页页翻给他看。里面有简笔画描绘的技术步骤,有老农口述的经验记录,还有我们初步测算的物料成本、用工量。
“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翻到“深翻保墒”那一节,指着一段文字,“这方法是介休一位老把式教的,他说‘深翻一尺,多收一斗’。我们请教了农科所的专家,原理是打破犁底层,建立‘土壤水库’。但我们把深度标准化了,根据土质类型,确定最适宜的深翻深度,太深了反而破坏土壤结构。”
火车穿过一个长长的隧道,轰鸣声充斥车厢。黑暗中,陈记者合上笔记本,感慨道:“我走访过很多地方,见过不少新技术推广,要么是专家高高在上,农民听不懂;要么是光讲大道理,落地就变样。你们这个路子不一样——从群众中来,用科学提炼,再回到群众中去。”
“因为问题在群众那里,办法也在群众那里。”我说,“我的角色,更像一个……翻译?一座桥?把流传千年的土经验,翻译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语言;把现代科学的原理,翻译成老乡们能听懂、能操作的大白话。”
陈记者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隧道尽头的光亮越来越近,火车猛地冲进一片明晃晃的午后阳光里。他看向窗外飞驰而过的田野,忽然问:“韩同志,你这么年轻,这些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学校里教的?”
我顿住了。怎么形成的?来自2025年的知识储备,对这个时代深沉的情感,还有这半年来双脚踩在黄土里的真切体会……这些都无法宣之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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