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星河推开译社木门时,纸灰正顺着窗缝往里钻。
印刷机还在咔嗒作响,老周蹲在机器旁修齿轮,油污沾满了指缝。见他进来,手里的扳手“当啷”掉在地上:“先生,您可回来了!方才宪兵队的人来过,说要查**。”
他目光扫过书架,第三排的《资本论》不见了,地上散落着几本被撕烂的译稿。阿春正蹲在地上捡纸页,指尖被碎纸划出血,染红了《海燕》的译稿封面。
“他们没拿走别的?”沈星河脱下湿透的风衣,内袋里的狼毫笔硌着肋骨,像块发烫的烙铁。
“就翻了翻书架,说三天后还来。”老周往炉膛里添了块炭,火光照亮他鬓角的白发,“先生,要不咱们先把译稿转移到租界去?”
沈星河没应声,走到案前。清辞姐留下的那支紫檀笔正躺在砚台上,笔锋沾着点未干的墨。他想起今早从观音庵带回的宋刻本《文选》,此刻正锁在里间的铁皮柜里。
“把剩下的稿子都搬到地窖。”他解开风衣扣子,露出里面的青布长衫,“老周,你去通知印刷厂,今晚加印五百份《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下部,天亮前必须送到各校的读书会。”
老周愣了愣:“可宪兵队……”
“越是这样,越要印。”沈星河蘸了墨,在稿纸上写下“校订完毕”四个字,笔锋比往日更沉,“他们怕的不是纸,是纸上的火。”
阿春突然“呀”了一声,从碎纸堆里捡起半张烧焦的纸。那是沈星河昨夜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只剩下“哪个少年不多情”几个字,墨痕被火燎得蜷曲,像只折了翅的蝶。
沈星河捏起那半张纸,指腹抚过焦黑的边缘。忽然想起民国二十七年在香港,他躲在阁楼里译叶芝的诗,炸弹落在隔壁街,震碎了窗玻璃。清辞姐从重庆寄来的信就压在稿纸下,信里说:“文字比炸弹活得久,你信不信?”
那时他信了。此刻闻着纸烬的焦味,倒觉得这话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人胸口发紧。
“先生,您的手在抖。”阿春递来块干净的布,小姑娘眼里含着泪,“要不我替您校稿吧?”
他才发现自己的指尖在颤,墨滴落在稿纸上,晕开个小小的黑团。像那年在北平,清辞姐教他写榜书,他总握不住笔,墨汁滴在宣纸上,她笑着说:“墨是活的,你得顺着它走,它才肯听你的。”
“我没事。”沈星河将布按在砚台上,吸走多余的墨,“你去把地窖的锁擦亮,等会儿要放重要东西。”
阿春刚走,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老周抄起墙角的扁担,沈星河按住他的手,从门缝往外看——是穿学生装的林晚秋,辫子上还沾着泥。
“沈先生!”她推门进来,怀里抱着个油纸包,“我爹从苏州捎来的新茶,说给您润笔。”
油纸包解开时,碧螺春的清香混着硝烟味漫开来。沈星河瞥见她袖口的血迹,眉头一蹙:“出事了?”
林晚秋咬着唇点头:“方才在街口,宪兵队抓了两个读书会的同学,说他们私藏**。”她忽然从书包里掏出本油印的《论持久战》,纸页卷着边,“这是他们塞给我的,说只有您这儿能存。”
沈星河接过小册子,封面上的字迹力透纸背,是学生们用钢板刻的。他想起三个月前,这群半大的孩子挤在译社的阁楼里,烛光映着他们冻得发红的鼻尖,齐声朗读“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把这个藏到印刷厂的字盘里。”他将小册子塞进林晚秋的书包,“告诉同学们,明晚在望江楼集会,我带新译的稿子去。”
林晚秋刚要走,又被他叫住。他从书架上抽出本《雪莱诗选》,扉页上题了行字:“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这个拿着。”他把书递过去,“宪兵队不会查诗集。”
小姑娘的眼泪突然掉下来,砸在书页上:“先生,您要小心。”
沈星河笑了笑,像从前清辞姐那样敲了敲她的额头:“去吧,记得替我尝尝苏州的新茶。”
门关上的瞬间,印刷机突然停了。老周擦着汗站起来:“修好了,就是油墨不多了。”
“我去仓库取。”沈星河抓起墙角的马灯,地窖的钥匙在口袋里叮当作响。仓库在巷子尽头的破庙里,上个月刚被抢过,只剩下半桶油墨。
穿过石板路时,月光正从云缝里漏下来。他想起昨夜在观音庵,老尼说清辞姐当年存书时,总在箱子里放 handful 晒干的桂花。“她说油墨味太冲,得用花香压一压。”老尼往他手里塞了个布包,“这是今年的新桂,你带着。”
布包里的桂花此刻正隔着衣袋发烫。他拐进庙门,忽然听见角落里有响动。马灯晃过去,看见个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正蹲在地上翻找什么,背上的枪筒还在滴水。
“谁?”沈星河握紧了马灯柄。
年轻人猛地站起来,帽檐压得很低,露出半张沾着血的脸。看清沈星河的模样,他突然踉跄着扑过来,抓住他的胳膊:“先生,您是沈星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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