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兰察布的草原上,风从来不是稀罕物。2012年的秋天,辉腾锡勒的风刮得比往年更猛些,像是要把整片草原连根拔起。李建国穿着油腻的工装,在第七号风机下已经站了十分钟,手里的扳手攥得发白。
“这鬼东西,这个月停第三次了。”他啐了口唾沫,开始攀爬那八十米高的塔筒。
李建国是这片风电场的老人,干了整整八年。他熟悉每一台机器的咳嗽和喘息,就像熟悉自己掌心的老茧。可最近三个月,七号风机变得古怪——它总在无风的夜晚自动偏转,监控显示耗电量异常,但每次检修都查不出毛病。
塔筒内的爬梯冰冷刺骨,金属摩擦声在密闭空间里回荡。爬到一半时,他听见了。
起初以为是耳鸣,那声音细若游丝,像远处牧人的呼麦。可越往上,声音越清晰——是蒙古长调,苍凉悠远,从叶片轴承处传来,伴随着某种有节奏的震动,仿佛巨人的心跳。
李建国僵在爬梯上,汗毛倒竖。他听过草原上的传说,老人们说,风是长生天的呼吸,每一阵风里都住着祖先的魂灵。他从不信这些,他是个技校毕业的维修工,只相信扳手和电路图。
“见鬼了。”他嘟囔着,强迫自己继续向上。
机舱里一切正常,润滑油的气味浓烈刺鼻。他仔细检查了偏航系统、传感器、控制器,连最细微的接线都没放过。数据正常得令人不安。正准备离开时,他鬼使神差地打开了三个月来的监控记录。
深夜的监控画面上,七号风机的叶片缓缓转动,如同睡梦中翻身。李建国快进了几段,发现了一个规律:每当夜间迁徙的鸟群接近时,风机就会提前十五度偏转,为鸟群让出通道。他调出鸟类雷达数据比对——完全吻合。
“不可能...”他喃喃道。风机的避鸟系统确实有,但那是基于简单雷达反馈的机械反应,绝不可能如此精准而温柔。他继续翻查记录,手指突然停在九月十五日的画面上。
那是一个月前,一场罕见的草原风暴席卷而来,最大风速达到了三十米每秒。所有风机都按照程序调整至顺桨位置以减少受风面积。只有七号风机,在风暴最强的时刻,逆着程序转动了五度——恰好挡在了风电场生活区上方。
李建国记得那夜,值班室的屋顶被掀掉了一半,但所有人都安然无恙。当时大家都说是运气好。
冷汗顺着他的脊椎往下淌。
接下来的三天,李建国像着了魔。他查阅了风电场建设档案,在一份泛黄的勘探报告中找到一段被忽略的记录:七号风机的位置,正是三十年前一位蒙古族老歌手巴特尔的夏季牧场。巴特尔以长调闻名草原,传说他的歌声能唤来雨云、劝退风暴。老人无儿无女,九八年冬天在一个暴风雪夜去世,尸体三天后才被邻居发现。
报告底部有一行小字:“征地时遭遇当地牧民反对,称会惊扰‘风灵’。已妥善解决。”
“妥善解决”四个字像冰锥刺进李建国心里。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也是个沉默的工人,在矿上干了一辈子,死于尘肺病。下葬那天,父亲工友送来一个旧饭盒,里面装着他最后一个月的工资,分文未动。
李建国突然明白了什么叫做“妥善解决”。
第四天夜晚,他带着录音设备和一瓶草原白,再次爬上七号风机。寒风如刀,星空低垂得仿佛触手可及。他坐在机舱外的小平台上,拧开酒瓶,对着黑夜说:
“巴特尔老爷子,我敬您。”
他倒了一半的酒在风里。烈酒的气息瞬间被风带走,也就在这时,长调再次响起。这次如此清晰,如此接近,仿佛老人就坐在他身边哼唱。没有歌词,只有起伏的旋律,像风的形状,像草原的曲线。
李建国按下录音键,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他想起了那些被他忽视的瞬间——每次检修后工具总会回到原处,暴雨天总会“意外”发现留在塔筒里的雨衣,还有那个迷路的夜晚,远处风机闪烁的灯光恰好指引他回到营地。
那晚,他没有做任何维修。第二天,他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为七号风机安装独立的鸟类保护传感器,并申请在风机旁立一块小石碑。报告被驳回了,理由是不符合规范。
但从此以后,李建国会在每个月的十五号爬上七号风机,带着一点酒,一点奶食。风电场的新人笑他迷信,他也不辩解。只有他自己知道,从那以后,七号风机再没有无故停转过,而每年春秋两季,飞过风电场的候鸟数量,比其他区域多了三成。
草原上的老人说,机器用久了,会生出灵性。李建国现在信了。有时候深夜值班,他会看见七号风机的叶片在无风的星空下微微摆动,像在打着某种古老的节拍。那时他就会点一支烟,对着黑暗轻轻说:
“老爷子,今晚风凉,唱暖和点。”
风声呜咽,如歌如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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