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年,腊月里的绩溪冷得入骨。
守祠人胡老栓裹着破棉袄,蹲在宗祠门槛上抽旱烟。夜色浓得化不开,祠堂屋檐上的脊兽在月光下黑黢黢的,像蹲着的鬼魅。明天族里的适之少爷要去县城考秀才,十四岁的娃娃,能成什么事?老栓这么想着,往地上啐了一口烟渣。
亥时三刻,他提着桐油灯例行巡查。灯焰在穿堂风里摇曳,墙上先祖画像的眼珠子跟着光晃,活的一般。走到正厅,“恩荣”匾额下,老栓后脖颈的汗毛突然竖了起来。
那匾额在发光。
不是反光,是从木头纹理里渗出来的,一种温吞吞的、黄澄澄的光,像夏天夜里坟地飘的鬼火,但又不那么瘆人。老栓揉了揉眼,以为是灯油烧出的幻觉。可当他将油灯捻小,那光反而更清晰了——匾上“恩荣”两个鎏金大字,正一笔一画地渗出光晕,缓慢而坚定,如同有生命。
“祖宗显灵?”老栓喃喃,膝盖发软,却不敢跪。
紧接着,他听见了水声。
滴答,滴答,从梁上传来的。老栓僵硬地抬头,手中的油灯差点脱手——梁上那排八尾木雕鲤鱼,竟在摆动尾巴!樟木雕刻的鱼身发出细微的“嘎吱”声,鱼尾划动的幅度不大,却真真切切,一条接一条,像被无形的水流推着游。最骇人的是,鱼嘴里开始渗出水珠,一滴一滴,落在青石板上,发出空灵的回响。
老栓想跑,双腿却像钉在了地上。他能闻见祠堂里弥漫开来的河腥味,湿冷黏腻,混着陈年香灰和朽木的气息。耳朵里满是那诡异的滴水声,还有鲤鱼尾巴摩擦木梁的沙沙声,越来越密,越来越急。
突然,正中央那尾最大的鲤鱼转过头来——木雕的眼珠子明明是漆点,此刻却泛着活物般的光泽,直勾勾盯着老栓。
“啊——”老栓终于叫出声,连滚爬爬冲出祠堂,棉袄被门钉刮破个大口子也浑然不觉。
他在祠堂外的石阶上坐到天明,浑身冷汗结了冰碴子。天蒙蒙亮时,光灭了,水声停了。老栓战战兢兢回看,一切如常,只有青石板上几摊未干的水渍,证明昨夜非梦。
消息不胫而走。族老们聚在祠堂里,摸着胡须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凶兆,祠堂水泛主阴事;更多人说是吉兆,鲤鱼跃龙门,文曲星动了。
胡适临行前,老栓偷偷拉住他,想说昨夜的事,却见少年清亮的眼睛里满是平静。“栓叔,我梦见鲤鱼了。”胡适轻声说,“它们在发光的水里游,推着我往前。”
老栓哑然,看着少年单薄的背影消失在晨雾里。
次年春,喜报送来,胡适中了秀才,名次靠前。
族里沸腾了。祠堂夜光的事被重新提起,越传越神:说文曲星那夜降临,用匾额作纸、光影为墨,提前批了适之的卷子;说梁上鲤鱼是龙门引路的使者,每摆一次尾,就替他破一道难题。
只有老栓心里揣着别的。
庆功宴那晚,他独自走进祠堂,跪在祖宗牌位前。“我守祠三十年,”他对着虚空说,“见过漏雨虫蛀,见过梁柱歪斜,从没见过这等怪事。”他顿了顿,声音低下去,“若真是祖宗显灵,为何只照一个十四岁的娃娃?族里那么多寒窗苦读的后生……”
没有回答。只有穿堂风呜咽而过。
老栓忽然明白了什么——也许那夜的光,本就不是给凡人看的。它照亮的不是祠堂,是某种更深远的东西:一个少年即将踏上的路,一个家族绵延的念想,一个时代松动的裂缝。鲤鱼摆动,不是为推谁过龙门,而是千年文脉在死水里最后的挣扎。
他起身,掸了掸膝盖上的灰。走出祠堂时,月光正好,清清冷冷洒在“恩荣”匾上。老栓眯眼看去,匾额静默如初,仿佛昨夜、去年,都只是他三十年孤守生出的癔症。
但他知道不是。青石板上,那些水渍浸出的淡淡印子,怎么也擦不掉,像时光留下的胎记。
很多年后,胡适成了新文化的旗手,抨击宗法,破除迷信。家乡人说起那夜灵异,多有尴尬。只有老栓在临终前对孙子喃喃:“那晚的光是真的……但光不是为他一个人亮的。”
孙子不懂,问:“那为谁?”
老人眼神涣散,仿佛又看见那黄澄澄的光从匾额渗出,鲤鱼摆尾,水声滴答。他最终没回答,只是嘴角扯出个似笑非笑的弧度,咽了气。
祠堂还在,匾额还在,梁上鲤鱼依旧沉默。只是再没发过光,再没摆过尾。偶有顽童说夜里听见水声,大人便呵斥:“莫瞎讲!那是风。”
故事就这样半真半假地传着,如同所有民间传说,在信与不信之间,照见一个民族深藏的恐惧与盼望——怕鬼神,又盼鬼神;斥迷信,又离不开那点玄妙的念想。而那夜的光,到底是文曲星感应,还是百年文脉在时代剧变前的回光返照,谁也说不清了。
只有绩溪的水,依旧静静流着,带走一些,留下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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