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的夏天,柳州三江一带的雨水特别稠密。县志记载,那年七月连续十八天暴雨,程阳八寨有七座鼓楼出现漏雨,永济桥下的河水涨到离桥面只有三尺。但官方记录没写的是,那年的雨水里,夹着别的东西。
农历六月初七,雨下得正凶时,寨子里的韦老庚从县上卖完猪崽回来,正赶上这场雨。他五十来岁,一辈子见过不少怪事,可那晚的经历,让他后来三年没敢在夜里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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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傍晚开始下的。起初只是淅淅沥沥,待到天色完全暗透,便成了倾盆之势。韦老庚赶着空板车,老马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风雨吹得斗笠像要飞走。前方永济桥的轮廓在雨幕中若隐若现——那座始建于1912年的风雨桥,横跨林溪河,桥上廊屋重重,正是避雨的好去处。
“驾!”他轻喝一声,老马似乎也看见了希望,加快了步子。
桥廊内已聚了七八个人。油灯挂在廊柱上,昏黄的光晕在风中摇曳,将人影拉得忽长忽短。有从邻寨赶场回来的妇人,有在河上游放排晚归的汉子,还有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蹲在角落拨弄湿透的布鞋。
韦老庚拴好马,找了个干燥处坐下。桥外暴雨如瀑,砸在瓦片上发出闷雷般的声响,河水奔腾的咆哮从桥下传来,浑浊的浪头拍打着桥墩,整座桥似乎在微微震颤。
“这雨邪门,”放排的汉子啐了一口,“我放排二十年,没见过林溪河这样发怒。”
妇人接话:“早上出门还晴着,这雨说来就来,怕是龙王爷发脾气。”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韦老庚默默听着,掏出旱烟袋。就在这时,他隐约听见了什么。
起初以为是错觉——风雨声太大,河水太急。可当他停下手上的动作,侧耳细听时,那声音又飘了过来。
是歌声。
清亮的男声先起,接着是婉转的女声应和。用的侗语,唱的是古歌,情意绵绵,又带着说不清的哀怨。歌声不是从桥上传来,也不是从岸上飘来,而是从桥下——从奔腾的河水中升腾而起。
韦老庚的手一抖,烟丝撒了些出来。他看向其他人,显然他们也听见了。
放排汉子站起身,走到桥栏边,探身向外张望。油灯的光照不到桥下,只有一片翻腾的黑暗。歌声却更清晰了,仿佛就在耳边。
“是哪家后生妹仔,这种天气还在对歌?”妇人声音发颤。
少年已经躲到她身后:“阿婶,这声音……怎么像是从水里出来的?”
没人回答。因为大家都听出来了。侗族青年有“行歌坐夜”的传统,永济桥廊确实是年轻人对歌谈情的场所。可那是晴好的夜晚,明月当空,琵琶叮咚,绝不是这样的暴雨夜,更不可能在暴涨的河水中对歌。
歌声又起了。这次是一首更古老的调子,韦老庚只在他爷爷那辈人嘴里听过。歌词讲的是相恋的男女被洪水冲散,化作河中的石头,日夜相望却不能相聚。
“是阿岩和月妮。”放排汉子突然说,声音干涩。
众人静了。这个名字像一道闪电,劈开了记忆的迷雾。
1973年,也是这样的暴雨夜。寨子里最会唱歌的后生阿岩和最美的姑娘月妮,在永济桥上对歌定情。那晚河水暴涨,他们本该离开,可情到浓时难分难舍。据说他们约好,要对着洪水唱一夜,看是他们的歌声亮,还是河水的声音响。
第二天,人们在桥下游三里的河滩上找到了他们。两人紧紧相拥,身体已经冰凉,可脸上却带着笑。老人说,他们不是淹死的,是唱到灵魂出窍,跟着歌神去了。
自那以后,每逢暴雨夜,桥上偶尔会听见歌声。但都是零碎的传闻,没几个人当真。
今夜,传闻变成了现实。
歌声越来越清晰,甚至能分辨出男女声的交替。男声高亢如鹰击长空,女声柔美似泉水叮咚。他们在对一首极为复杂的“双歌”,一问一答,一唱一和,讲述着侗族祖先迁徙的史诗,也夹杂着恋人间的私语。
油灯的火苗突然剧烈摇晃,一股冷风从桥面缝隙钻进来,带着河水的腥味和一种奇异的、像陈年糯米酒般的香气。
少年紧紧抓住妇人的衣角:“阿婶,我害怕……”
韦老庚站起身,走到桥廊中央。他不是胆大,而是突然想起一件事——1973年那晚,他也在。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和阿岩一起在公社做活。那晚他劝过阿岩,雨太大了,改天再唱。阿岩笑着摇头:“老庚,你不懂,有些歌只能在这样的夜里唱。”
现在,他好像懂了。
歌声突然变了调。不再是情意绵绵,而是急切、焦虑,像在寻找什么,又像在躲避什么。河水咆哮得更凶了,浪头拍打桥墩的声音震耳欲聋,整座桥开始明显地晃动。
“桥要塌了!”有人尖叫。
但韦老庚听出了歌声里的意思。那不是威胁,是警告。阿岩和月妮的灵魂,在提醒他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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