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剑门关,秋雨初歇,山峦间蒸腾着乳白色的雾气。维修队的工人们扛着铁锹、撬棍和成捆的铁丝网,沿着陡峭的石阶向猿道进发。这条贴着绝壁凿出的古栈道,像一道伤疤刻在灰褐色的岩壁上,木板早已腐朽,只剩下几根横梁勉强维持着形状。
老陈走在队伍最前面,他是队里年纪最大的,今年四十八,背已经有些驼了。雨后的石阶滑得像抹了油,他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左手抓着岩壁上突出的石棱,右手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竹杖。
“小心点,这雨把苔藓都泡发了。”老陈回头嘱咐身后的年轻人。
小孙咧嘴一笑:“陈叔,您走您的,咱这腿脚利索着呢!”
小孙是老陈的徒弟,今年刚满二十二,四川南充人,笑起来露出一口白牙。他腰间别着一个旧军用水壶,走起路来哐当作响。
一行人到达猿道入口时,太阳已经从云层缝隙里露出半张脸。金色的光线斜射在岩壁上,把千层饼似的沉积岩照得纹理分明。猿道全长三百多米,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脚下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嘉陵江在谷底咆哮,声音沉闷如远处滚雷。
“开工!”队长一声令下,工人们分散开来。
老陈和小孙负责中段最险要的部分。那里有几根横梁已经彻底断裂,需要先用钢丝绳固定,再换上新木材。老陈蹲在栈道边缘,探出身子检查下方的情况,小孙则在后头递工具。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锤子敲击木桩的咚咚声,钢钎撬动顽石的刺啦声,工人们粗犷的说笑声,在山谷间交织回响。大约十点半,老陈正用扳手拧紧一颗螺栓,忽然听到一声悠长的啼叫。
那声音从峡谷深处传来,飘渺而凄厉,像是婴儿的哭声,又夹杂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悲切。声音拖着长长的尾音,在山谷间反复回荡,渐弱渐强,仿佛有无数个声音在应和。
老陈的手停在半空中,扳手悬在螺栓上。
“陈叔,听见没?”小孙凑过来,压低声音问。
“听见了。”老陈皱起眉头,“像是猴子叫。”
“可这山里早没猴子了,”小孙说,“我爷爷说他小时候还见过,后来修公路、砍林子,就再也没了。”
队长在不远处喊:“别愣着!抓紧干活,中午前把这截修完!”
工人们又忙碌起来,但那声音并没有消失。它每隔十几分钟就会响起一次,每次持续半分多钟。有时在左,有时在右,有时又像是在头顶的悬崖上。渐渐地,工人们的说笑声少了,只剩下单调的工具敲击声和时隐时现的猿啼。
午饭时,大家围坐在一处相对平坦的岩台上,就着咸菜啃馒头。老陈注意到,每个人都不自觉地朝峡谷深处瞥。
“我爷爷说,”队里最年长的老李突然开口,“古时候这地方叫‘猿愁渡’,说是猴子都过不去。三国那会儿,诸葛亮修栈道运粮,死了不少士兵,尸骨都扔在峡谷里了。”
“胡扯啥呢,”队长打断他,“快吃,吃完继续干活。”
但老李的话像种子一样落在众人心里。下午的工程明显慢了,工人们动作僵硬,目光不时飘向幽深的谷底。那猿啼声越来越频繁,音调也越来越凄厉,像是有无数冤魂在齐声哀哭。
老陈感到脊背发凉。他想起了家中的儿子,那孩子今年十四岁,得了种怪病,浑身骨头疼,成都的医生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临行前,儿子拉着他的手说:“爸,早点回来,给我讲山里的故事。”
“陈叔,您看!”小孙突然压低声音,手指颤抖着指向对面悬崖。
老陈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在对面峭壁的一个凹陷处,似乎有个红色的东西在动。那红色鲜艳得像血,在灰褐色的岩壁上格外扎眼。定睛再看时,却又不见了。
“可能是鸟,”老陈说,“山里红腹角雉多。”
小孙没说话,但脸色苍白。
下午三点左右,雾气重新聚拢过来,能见度越来越低。猿啼声此刻仿佛近在咫尺,有时甚至能分辨出不同的音调——高亢的、低沉的、短促的、悠长的,交织成一首诡异的合唱。
老陈握锤子的手开始出汗。他想起自己小时候,村里老人讲的剑门关传说:明朝末年,张献忠的军队从这里经过,把俘虏的官兵全部推下悬崖,据说有上千人。从那以后,每到阴雨天,峡谷里就会响起哭嚎声,像是那些冤魂在诉说不平。
“陈叔,您说...”小孙的声音打断了老陈的思绪,“这声音会不会真是...”
“干活!”老陈粗暴地打断他,锤子重重砸在木桩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但他的心已经乱了。每一声猿啼都像是直接钻进脑子里,搅动着深藏的恐惧。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也是在这条栈道上,一个工友失足坠崖,连尸首都没找全。那人坠落的瞬间发出的惨叫,和这猿啼声竟有几分相似。
突然,栈道剧烈晃动起来。
不是地震,更像是有什么巨大的东西在撞击栈道下方的支撑柱。工人们惊恐地抓紧身边的固定物,工具噼里啪啦掉进深谷,连回响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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