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的巴克图口岸,冬天来得特别早。十月刚过,西伯利亚的寒风就翻越阿尔泰山脉,将这片边境土地冻成了一块铁板。哨兵王建国站在了望塔上,呼出的白气在月光下像一缕缕游魂。他搓了搓冻僵的手指,看了眼腕上的老式手表——凌晨两点十七分。这是边境最寂静的时刻,也是最容易出事的时刻。
王建国是兵团子弟,父亲是1962年“伊塔事件”后从江苏支边来的。那场边境动荡中,六万多边民一夜之间跨越巴克图口岸去了苏联,留下的边防哨所成了真正的前线。父亲常念叨,那年月,边境两侧的亲人就这么硬生生被铁丝网隔开,哭喊声半个月没断过。
今夜异常安静。太安静了。王建国习惯了边境的各种声音——野狼的嚎叫,风吹过铁丝网的呜咽,偶尔还有对面哨所隐约的俄语对话。但此刻,万籁俱寂,连平日里聒噪的寒鸦都闭上了嘴。他端起望远镜,扫视着边境线两侧那片古老的白杨林。这些树据说还是沙俄时期种的,有些已经超过百岁,中苏关系好的时候,两边的孩子在林子里玩耍,分不清哪边是哪边。
突然,起风了。
风从苏联方向吹来,带着贝加尔湖的湿冷。白杨林的叶子早就落光,只剩光秃秃的枝干在风中摇晃。王建国正要放下望远镜,却听见了一种声音。
不是普通的风声。
起初像是呜咽,细细的,断断续续。接着,声音清晰起来——那是手风琴的旋律,悠扬中带着说不出的伤感。王建国愣住了,他太熟悉这个曲调了。父亲喝醉时总会哼唱,说是当年兵团宣传队里一个上海知青教他的苏联歌曲《喀秋莎》。
可这深更半夜,荒无人烟的边境线上,哪来的手风琴?
旋律越来越清晰,仿佛就在百米开外的白杨林里演奏。王建国背脊发凉,他抓起对讲机:“班长,我是王建国,边境线有异常声响,请求指示。”
对讲机里传来沙沙的电流声,接着是班长含糊不清的声音:“什么声响?具体位置?”
“白杨林方向,像是...手风琴声,演奏《喀秋莎》。”
对面沉默了十几秒。“建国,你是不是太累了?换岗时间还有两小时,坚持一下。”
“班长,我真的听见了!”王建国急声道,“声音越来越清晰了,要不要派人查看?”
“待在原地,保持警惕,我通知巡逻队。”班长切断了通讯。
王建国重新端起望远镜,手有些发抖。月光下,白杨林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是无数伸展的手臂。琴声此刻达到了**部分,那熟悉的旋律在边境线上空回荡,悲伤得让人心碎。他突然想起父亲说过的一件事——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边境局势紧张,有个兵团的女知青半夜在白杨林里用手风琴拉《喀秋莎》,被当做里通外国的特务抓走了,后来就再也没人见过她。
“是她吗?”王建国喃喃自语,随即甩了甩头。自己是受过唯物主义教育的边防战士,怎么能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
琴声忽然停了。
寂静重新降临,比之前更加沉重。王建国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着白杨林。几秒钟后,琴声再次响起,这次却不是《喀秋莎》,而是一首他从没听过的旋律,更加哀婉,像是挽歌。
与此同时,他看见了光。
不是灯光,也不是月光,而是一种淡绿色的、飘忽不定的光点,在白杨林间缓缓移动。一个、两个、三个...越来越多,像是夏夜的萤火虫,但在这严寒的深秋边境,哪来的萤火虫?
“巡逻队,巡逻队,这里是了望塔,发现异常光点,在白杨林区域。”王建国再次呼叫,这次他的声音带着明显的颤抖。
对讲机没有回应。
王建国低头检查设备,指示灯正常,电量充足。他调整频道,只听到一片死寂。通讯断了。
淡绿光点开始汇聚,逐渐形成一个人形轮廓。那轮廓背对着他,肩膀微微耸动,像是在拉手风琴。王建国浑身汗毛倒竖,他抓起身边的步枪,尽管他知道这玩意儿对“那种东西”可能没用。
人影缓缓转身。
月光正好照在那张脸上——或者说,那根本不是一张完整的脸。轮廓模糊,像是隔着毛玻璃看人,但王建国能感觉到“它”在看着他。琴声又变了,这次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亲说过,这是六十年代边境联欢时最常演奏的曲子。
王建国突然明白了什么。
他不是在遭遇鬼魂,而是在见证一段被遗忘的历史。
1962年伊塔事件后,边境虽然关闭,但亲情和记忆无法被铁丝网切断。许多家庭被分隔两边,恋人被迫分离。据说在那之后的许多个夜晚,都有人偷偷靠近边境线,用各种方式传递信息——歌声、口哨,或者手风琴声。
王建国慢慢放下枪。他的恐惧逐渐被一种复杂的情绪取代。父亲总说,边境线是死的,人是活的;铁丝网能隔开土地,隔不开心。他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却从未真正理解其中的重量。直到今夜,站在零下二十度的了望塔上,听着跨越三十年的琴声,他才明白这片土地承载了多少离别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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