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者黑的水,是睡在喀斯特峰林臂弯里的处子。湖水蓝得发黑,黑里又透出青,青中泛着绿,仿佛万古时光都沉淀在这三十里水泊里。2013年,我作为《文山水文志》的编撰人员,在普者黑待了整整一个雨季,听老人们讲湖的故事,其中有个姓罗的船夫,让我在笔记本上记了满满十三页。
老罗那时五十七岁,撑了四十年船,手臂上的肌肉像老树的根虬盘结。他说,普者黑的水有记忆,记得每一片落叶,每一阵风,每一个落水的人。
“那是六月十七,我记得清清楚楚。”老罗抽着水烟筒,眼睛望着湖心,“荷花正盛,晨雾浓得化不开。”
那天凌晨五点半,老罗像往常一样解开船缆。雾气像棉絮塞满了天地,三米外不见人影。船桨划破水面,声音闷闷的,仿佛水下有东西在吸着声音。荷花在雾中影影绰绰,粉白的花瓣上凝着露珠,风一过,露珠滚落,砸在荷叶上,发出“嗒”的一声轻响,像计时器。
“我先载了两个广东来的摄影师,他们要拍雾中荷花。”老罗说,“雾太浓,我们只能慢慢划。荷花香混着水汽,甜得发腻,甜得让人心慌。”
七点左右,雾稍微散开些,能看见二十米外的水面。就在这时,老罗看见那艘小舟。
“它就在荷花最密的地方,没人撑船,自己在动。”
船是当地常见的柳叶舟,三米来长,船身漆成靛蓝色,但已经斑驳。船头微微翘起,像一弯月牙。最诡异的是它的行进——匀速,笔直,仿佛水下有轨道。
“那速度,不快不慢,正好是人撑船的速度。”老罗的声音压低了,“船上没人,但放着一顶鸡冠帽。”
鸡冠帽,彝族女子的头饰,形似雄鸡冠,以红、黄、黑三色为主,缀满银泡和绒球。普者黑周边的彝族村寨,每逢节庆,女子都会戴上这种帽子跳舞。
“那帽子是崭新的,红得像血,银泡亮得晃眼,在灰蒙蒙的雾里,刺眼得很。”老罗说。
船上的摄影师兴奋起来,以为遇到了民俗表演,端起相机猛拍。老罗却觉得脊背发凉——他在普者黑撑船四十年,从没见过这样的事。
“我喊了几声:‘谁的船?有人吗?’没有回应。只有水波声,还有远处不知哪来的鸟叫,一声,一声,叫得人心里发毛。”
老罗决定靠过去看看。他的船渐渐接近那艘无人小舟,十米,五米,三米。浓雾又聚拢过来,荷花几乎贴着脸颊擦过,荷叶上的刺毛刮在手臂上,留下细密的红痕。
“就在我们离它不到两米的时候,其中一个摄影师说:‘罗师傅,帽子在动。’”
老罗定睛看去,鸡冠帽确实在微微颤动,不是风吹的,而是像戴在什么人头上,随着呼吸轻轻起伏。可船上明明空空如也。
“我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不是荷花香,是更浓的,像女人头发上的桂花油混着汗味。”老罗的手微微发抖,“我娘以前就用这种头油。”
恐惧就在这时像冷水浇透了老罗全身。他想调转船头,但手不听使唤,船还在往前靠。一米,半米,几乎并排了。
“我看见了帽子的细节——左侧银泡缺了一颗,用红线粗糙地缝着;黑色绒球有个小缺口,露出里面的白芯。”老罗深吸一口气,“那是我阿妹的帽子。”
老罗的妹妹叫阿依,1978年落水失踪,那年她十九岁,刚订了亲。失踪前一天,她不小心摔了一跤,把鸡冠帽上的银泡磕掉一颗,是母亲用红线临时缝上的。那个黑色绒球的缺口,是她调皮用火钳烫烟花时不小心烧到的。
“我喊了一声:‘阿依!’”
话音刚落,小舟和帽子像被橡皮擦掉一样,从边缘开始模糊、消散。不是突然消失,而是一点点变淡,像墨迹化在水里。最后消失的是帽顶上那颗红绒球,它在雾中坚持了一秒钟,红得像要滴出血来,然后归于虚无。
老罗的船因为惯性,冲过了小舟刚才所在的位置。水波荡开,撞在荷茎上,发出空洞的“咚、咚”声。
两个摄影师面面相觑,相机里什么也没拍到——当老罗查看时,发现那一段录像全是雪花点。
“他们以为是什么光学把戏,第二天就走了。”老罗说,“但我知道不是。”
接下来的三天,老罗夜夜梦见阿依。不是落水时的阿依,是更小的时候,七八岁,跟在他身后捡螺蛳的阿依。梦里的阿依不说话,只是看着他,眼睛像两潭深水。
第四天,老罗去找村里的毕摩(彝族祭司)。八十岁的老毕摩听完,沉默了很久,说:“她不是来害你的,是有事未完。”
“什么事?”
“鸡冠帽是女子成婚时戴的。阿依走的时候,还没成亲。”
老罗这才想起,阿依失踪前一个月,家里正在为她筹备婚事。按彝族习俗,女子成婚要戴一顶崭新的鸡冠帽,由母亲亲手缝制。阿依的那顶,母亲缝了一半,她就走了。
“你是她唯一的血亲了。”老毕摩说,“你得替她把事做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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