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一年深秋,黑龙江畔的风已如刀割。瑷珲古城遗址上,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像是无数冤魂在颤抖。陈建国裹紧了他的旧棉袄,手中的卷尺量过最后一段残墙。作为黑河本地的文史工作者,他负责在苏联解体前后的动荡时期,对瑷珲古城遗址做一次全面勘察。
天色渐晚,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要将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彻底压垮。陈建国收拾工具准备离开,视线却被墙角一处异样吸引——在那青砖缝隙间,正缓缓渗出一种暗红色的黏稠液体,不像雨水,更不是树汁。
他蹲下身,用手指沾了一点。液体浓稠得异常,带着刺鼻的铁锈味,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陈建国心头一紧,这味道让他想起小时候在屠宰场附近闻到的气味。他环顾四周,遗址公园已空无一人,只有风声呜咽,如泣如诉。
“是铁质氧化吗?”他自言自语,却又马上否定了这个想法。砖缝中的渗出物太过均匀,太过新鲜,仿佛伤口刚刚破裂。
陈建国从包里取出小玻璃瓶,小心翼翼地收集样本。就在他专注工作时,一阵刺骨的寒风突然掠过,他分明听见风中夹杂着细碎的、像是许多人同时低语的声音。他猛地抬头,四周只有摇曳的枯草和越来越深的暮色。
“谁在那儿?”他喊道,声音在空旷的遗址上显得格外微弱。
没有回答。只有那低语声若有若无地继续,像是从墙本身发出来的。
陈建国匆匆收拾好东西,快步离开。走出遗址公园大门时,看门的老赵正准备锁门。
“陈老师,这么晚才走啊?”老赵打着招呼,手电筒的光在黑暗中晃动。
陈建国犹豫了一下,还是问道:“老赵,你在这儿工作这么多年,有没有听说过城墙有什么...奇怪的传闻?”
老赵脸上的皱纹在昏暗光线下显得更深了:“咋了?你看见啥了?”
“就是问问。”陈建国不想被人觉得迷信。
老赵眯起眼,压低声音:“老辈人说,这墙喝饱了血,有时候会‘犯病’。特别是变天的时候...我晚上巡夜,偶尔能听见墙里有动静,像人哭,又像说话。”他摇摇头,“都是瞎传的,你别当真。”
陈建国点点头,心里却翻江倒海。他回头望了一眼那堵隐没在黑暗中的残墙,突然觉得那不是一堆无生命的砖石,而是一个沉睡的、随时可能醒来的怪物。
回到家,陈建国把样本放在书桌上,翻开关于瑷珲的历史资料。1858年,就是在这里,不平等的《瑷珲条约》签订,中国失去了外兴安岭以北、黑龙江以北约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条约签订后不久,瑷珲一带发生了惨烈的屠杀,成千上万的百姓死于非命,江水染红,尸横遍野。
“莫非...”一个可怕的念头在他脑海中形成,但他马上摇了摇头,“不可能,太荒谬了。”
夜深了,陈建国在台灯下研究那瓶红色液体。它似乎比傍晚时更加鲜红,在灯光下泛着诡异的光泽。他拧开瓶盖,那股铁锈味更加浓烈,几乎令人作呕。
疲惫袭来,他靠在椅背上小憩。不知过了多久,他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浓雾中,周围是模糊的人影奔跑、哭喊。火光照亮了雾气的边缘,空气中弥漫着焦糊和血腥的气味。他听见马蹄声、刀剑碰撞声、还有他听不懂的嘶吼。最清晰的是墙——那道完整的、高大的城墙,上面爬满了人,一个接一个从墙头坠落...
陈建国猛地惊醒,冷汗浸湿了衣背。窗外风声凄厉,而他的书桌上,那瓶红色液体似乎又增加了一些。
第二天,陈建国带着样本去了市里的化验所。结果令人困惑——液体含有氧化铁成分,但还有某种未知的有机物质,无法识别。更奇怪的是,样本在显微镜下显示出类似血液细胞的结构,却又与已知的任何生物血液不同。
“这东西哪来的?”化验员好奇地问。
陈建国含糊其辞,拿着结果匆匆离开。
随后的几天,陈建国发现城墙渗出的范围在扩大。原本只有墙角几处,现在整段残墙的多处缝隙都在渗出那种暗红色液体。更令人不安的是,遗址周围开始出现一些怪异现象:夜巡的保安听见哭声,附近居民家的狗一到遗址附近就狂吠不止,甚至有人声称在黄昏时看见墙上浮现出模糊的人脸。
陈建国每晚都做类似的噩梦,梦中永远是那片浓雾、火光和惨叫。他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妻子担忧地劝他放弃这个项目。
“你不知道那种感觉,”他在办公室里对同事老李说,“就像那段历史活了过来,在尖叫,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
老李不以为然:“建国,你就是太投入了。苏联都解体了,现在谁还关心一百多年前的事?”
正是这种漠然让陈建国感到愤怒。人们轻易忘记了过去,而忘记过去意味着可能重蹈覆辙。
十一月初,一场罕见的寒流袭击了黑河。气温骤降至零下二十多度,可奇怪的是,城墙上的红色液体仍在渗出,没有冻结。陈建国决定夜访遗址,他想知道,在极寒中为何这些液体不会结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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