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咒 阁楼里的碎花裙1

潮湿、闷热，还有一股子浓得化不开的陈腐味儿，混杂着泥土、朽木和某种难以言喻的草药气息，劈头盖脸地砸过来。1990年的夏天，像个巨大的、湿漉漉的蒸笼，死死扣在江西这片层峦叠嶂的深处。我们五个刚熬过大一期末考试的愣头青——班长陈伟、富家子张涛、书呆子王海、文艺青年刘志远，还有唯一的女孩子林薇——带着对“原始风情”近乎天真的向往，一头扎进了这个叫雷公寨的褶皱里。

寨子比想象的更旧，也更沉默。吊脚楼歪歪斜斜地趴在山坡上，黑黢黢的木板墙吸饱了水汽，膨胀得仿佛随时会爆开。寨民们看我们的眼神，像打量几件突然闯入的、格格不入的异物，带着一种深潭般的平静，底下却藏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没人搭理我们，直到一个穿着靛蓝土布褂子、袖管空荡荡瘪下去的老人，慢吞吞地从一栋看着最破败的吊脚楼里踱出来。

“外头来的学生仔？”他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石头，那只仅存的、枯枝般的手指了指身后的木楼，“我屋头空着，住得下。”浑浊的眼睛在我们脸上扫了一圈，最后停在林薇身上片刻，又移开了。他叫阿昌公，是这寨子里唯一肯收留我们的人。

堂屋昏暗，只有高处一个小木窗透进些天光，灰尘在光柱里疯狂地跳舞。空气沉得能拧出水。角落里，一个积满厚厚香灰的神龛静默着，里面供着的牌位字迹早已模糊难辨。阿昌公佝偻着背，引我们穿过堂屋走向后头的楼梯。楼梯又陡又窄，踩上去吱嘎作响，仿佛下一秒就要散架。走到楼梯拐角处，他猛地停住，我们差点撞作一团。

他抬手指向上方。那里，一道窄小的木门嵌在楼板下，门板颜色深得发黑，上面挂着一把老式铜锁。锁身布满墨绿色的铜锈，锁梁也弯曲变形了，像是被什么巨力狠狠拧过。

“记住喽，”阿昌公的声音压得极低，每个字都带着寒气，“上面阁楼，莫上去。”他那独臂在空中用力地挥了一下，像是要驱赶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山魈！有山魈！上去要食人嘞！”浑浊的眼珠死死盯着我们，里面翻腾着一种浓稠的、近乎实质的恐惧。那恐惧如此真切，瞬间扼住了我们的呼吸。说完，他不再看我们一眼，蹒跚着下楼去了，只留下楼梯间一片令人窒息的死寂和那股挥之不去的腐朽气味。

我们五个面面相觑，谁也没说话。山魈？食人？这都什么年代了！可阿昌公那眼神里的东西，沉甸甸的，压得人心头发慌。

起初几天还算平静。寨子的闭塞和落后像一堵无形的墙，把我们隔绝在九十年代飞速运转的世界之外。没有电，入夜后只有煤油灯豆大的光晕在黑暗中摇曳。寨民们早早就闭门不出，整个寨子沉入一种古老的、深不见底的黑夜，静得能听见自己血液流动的声音。只有我们这栋吊脚楼里，还偶尔传出几声年轻人压低的议论和不安的呼吸。

不安的种子终究会发芽，尤其是在张涛这种被惯坏了的家伙身上。阿昌公的警告和那把锈锁，非但没吓住他，反倒成了某种刺激的挑战。“装神弄鬼！吓唬谁呢？”他嗤笑着，不知从哪弄来根细铁丝，对着楼梯拐角那扇禁闭的阁楼门锁孔捣鼓了好几天。没人真的支持他，但也没人坚决阻止。一种隐秘的好奇和对未知的试探，像藤蔓一样在沉默中悄然滋长。

终于，在某个闷热得连蝉都懒得叫唤的下午，张涛脸上带着一种混合着得意和紧张的潮红，溜进我们挤着打牌的堂屋。“开了！”他压低声音宣布，眼睛亮得吓人。

王海推了推厚厚的眼镜，嘴唇动了动，没出声。刘志远下意识地捏紧了手里画着吊脚楼草图的铅笔。林薇脸色白了白，不安地绞着衣角。我，陈伟，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窜上来，阿昌公那只枯手和恐惧的眼神在脑子里闪回。“你疯了？阿昌公的话……”

“屁话！”张涛不耐烦地打断我，“里头就一破箱子！全是些发霉的烂书！哪有什么山魈？老头儿唬人的！”他急于证明自己的“胆识”和判断。王海和刘志远交换了一个眼神，最终，好奇心压倒了那点残存的理智。林薇犹豫着，被我们半劝半拉地跟了上去。

楼梯在我们脚下发出痛苦的呻吟。阁楼门被张涛用力推开，一股浓烈的灰尘和纸张霉变的气味扑面而来，呛得人直咳嗽。阁楼低矮、狭小，光线昏暗，只有屋顶几片破瓦漏下几缕微弱的天光。角落里果然孤零零地放着一个深褐色的老式木箱，箱盖虚掩着，露出里面满满当当、纸页发黄卷曲的旧书，大多是些六七十年代的政治学习材料。除此之外，空空荡荡，一目了然。没有狰狞的怪物，没有骇人的尸骨。张涛夸张地舒了口气，踢了踢那箱子：“看吧！我就说！”

然而，当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靠近屋顶那根粗大的主梁时，呼吸猛地一窒。在那根被灰尘覆盖的横梁下方，几道深色的、早已干涸的污渍，像某种丑陋的伤疤，蜿蜒地渗进了木头的纹理里。那形状……像极了某种绝望挣扎时留下的指痕。一股冰冷的寒意瞬间攫住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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