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陵烽火台被“地底惊雷”摧毁的噩耗,犹如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将江南守军本已摇摇欲坠的士气彻底击溃。那种非人所能抗拒的毁灭性力量,在普通士卒眼中,与天罚无异。“雷公助魏”的恐慌,如同燎原的野火,从前线阵地不可遏制地向后方蔓延,甚至连江陵城内,也开始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压抑气氛。
军营之中,往日的操练号令声稀疏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士兵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眼神闪烁,窃窃私语。军官们的呵斥显得中气不足,督战队明晃晃的刀剑固然能压制表面的违逆行为,却无法驱散心底滋生的恐惧寒潮。开小差、甚至整队冒死逃亡的事件,开始从无到有,从零星到偶发,如同堤坝上最初出现的蚁穴。然而,更让桓温感到心底发寒的,是一种无形无质、却又无处不在的诡异“歌声”,正如同最具传染性的瘟疫,在他的大军中悄然蔓延。
最初,只是在某些营区的深夜,巡营的军官会隐约听到,在风声和江涛的间隙里,有士兵无意识地、用家乡的土话哼唱起一种陌生的曲调。那旋律婉转悠扬,带着鲜明的江南水乡韵味,足以勾起每一个江南子弟的乡愁。但若细听其词,却截然不同——充满了北地的慷慨苍凉,以及一种新的、模糊却极具煽动性的“华夏”认同。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古老战歌,被篡改为“巍巍华夏,同袍同泽”;“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决绝誓言,被替换成“熔我刀剑,胡汉一家”。歌词中间,还巧妙夹杂着对英勇战死的颂扬,对“大魏冉皇”仁德武勇的称颂,以及对江南故乡、对和平安宁生活的复杂眷恋与呼唤。
这便是王猛精心策划,继“地底惊雷”之后,投向江南的又一记无形重拳——《渡江歌》。
在江北玄甲军大营,教授和传唱《渡江歌》,被提升到与日常操练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王猛不惜重金,招募了众多熟知江南各地音律的乐师,又对俘虏的、乃至主动投诚的晋军士兵进行细致访谈,精心选取了在江东流传最广、最易上口、也最能触动乡情的几支民谣作为旋律基底,重新填词。新词经过冉闵亲自审定,基调刻意避开了征服者的傲慢,转而强调“止戈”、“融合”与“共建华夏”的理念,极力营造一种“渡江而来,非为侵掠,实为终结乱世,再造一统”的“大义”名分。
随后,这些经过严格“培训”、不仅会唱更能理解歌词含义的士兵,被有计划地组织起来,在特定时间,于最靠近江南的北岸阵地,借助简易的扩音装置——诸如巨大的铜皮喇叭,或是巧妙利用特定的山谷地形形成回声——齐声高唱《渡江歌》。他们甚至设立了专门的观测岗位,根据细致的水文和气象观测,精心选择风向有利、水流平缓、声音最易传播过江的时段进行演唱。
于是,悠扬而熟悉的旋律,裹挟着陌生的歌词,乘着夜风,丝丝缕缕,无孔不入地掠过宽阔的江面,钻进江南守军的耳朵里,更钻进他们因连番打击而脆弱不堪的内心。起初,守军军官还厉声禁止,将其斥为“敌酋乱心之诡计”,甚至以军法威胁。但乡音的力量,旋律的力量,是任何严苛命令都无法完全隔绝的。
一些来自江南腹地的年轻士兵,听到那熟悉的调子,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不由自主地就会跟着节奏轻轻点头,脚底打着拍子,甚至在不经意间,从唇齿间漏出那已被改换过的歌词。等到自己猛然惊觉,往往已是一身冷汗,但那种微妙的情感共鸣与理念浸润,却已如种子般悄然种下。
“你听,他们唱的……好像,有点道理啊……”夜深人静时,总有这样的低语在营帐的阴影角落里响起,声音压得极低,却清晰可闻。
“打仗,打仗,死的都是我们这些小卒子……抛下爹娘妻儿,图个什么?”
“胡人汉人,不都是爹生娘养的?何必非要杀个你死我活……”
“听说在北边,冉闵对当兵的极好,立了功有田宅,战死了还能进那什么英烈祠,受香火供奉,家里也有丰厚抚恤……”
“要是真能不打仗了,回家守着那几亩薄田,老婆孩子热炕头,该多好……”
恐慌在持续发酵,厌战的情绪在疯狂滋长。对岸所宣扬的“华夏”理念,开始对一些底层士兵产生一种模糊却真实的吸引力。这并非简单的投降主义,而是一种在长期战争压力、恐怖传言和乡音催化下,产生的对现有秩序、对战争意义本身的深刻怀疑。
与此同时,江陵城内,也开始暗流涌动。
桓温已下令全城戒严,严密清查奸细。然而,玄甲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内应网络,早已像一张无形而致密的蜘蛛网,渗透进这座城市的方方面面。他们并非全是职业间谍,更多的是被重利收买的往来商人、对东晋朝廷和桓温本人心怀不满的失意士人、甚至是早已混在难民潮中的精干情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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