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狼峪伏击战的战报和缴获清单送到团部时,李云龙只是扫了一眼,便放到一旁。他更关注的,是王根生随后送来的一份特殊报告——关于周边各伪军据点士气状态的评估。
“团长,根据我们各情报站反馈,马家驿周扒皮被‘裁决’后,尤其是野狼峪日军增援被全歼的消息传开,伪军中下层军官普遍出现动摇迹象。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咱们的政策,尤其是……‘利刃’下次会找上谁。”王根生的语气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李云龙点燃一支烟,烟雾缭绕中,他的眼神冷静得像一个正在评估市场的商人。
“光害怕不行,害怕会让他们抱团,或者更死心塌地给鬼子卖命。得让他们看到路,一条比跟着鬼子更‘划算’的路。”他吐出一口烟圈,“老赵,咱们之前那个‘善恶簿’的想法,得升级一下了。”
赵刚推了推眼镜:“你是指,把模糊的善恶评判,变成清晰的利害分析?”
“没错!”李云龙走到地图前,手指划过那些代表伪军据点的标记,“对这些伪军,尤其是当官的,不能光讲民族大义,那玩意儿对有些人隔靴搔痒。得给他们算一笔明白账:跟着鬼子,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不知道哪天就被咱们‘利刃’点了名,这是风险;偷偷给咱们行个方便,既能保命,说不定还能得点实惠,这是收益。这笔账,只要不傻,都会算。”
在李云龙的直接指导下,一场针对伪军军官的“精准心理战”拉开了序幕。王根生领导的情报网接到了新任务:为所有连级以上伪军军官建立“个人风险与价值档案”。
档案内容远超以往,不仅包括其职务、管辖范围、对日态度(铁杆、摇摆、被迫),更增加了其家庭情况、个人嗜好(贪财?好色?恋权?)、与日军及其他伪军军官的矛盾、甚至其直属部下对其的观感等。基于这些信息,李云龙要求根生团队对每个目标进行初步的“策反难度评级”和“潜在价值评估”。
“我们要找的,不是那些最容易动摇的软柿子,”李云龙在专项会议上强调,“要找那些位置关键、其倒戈能产生最大‘杠杆效应’的,同时策反成本又在可接受范围内的人。这叫……投资回报率!”
几天后,一份标注着不同颜色和符号的名单放在了李云龙桌上。他的目光很快锁定在了一个名字上:王家庄据点伪军连长,吴金魁。
“吴金魁,兵痞出身,贪财,对日军顾问阳奉阴违,与相邻据点伪军连长有旧怨。其母亲和妹妹住在县城,算是半个人质。策反难度,中等。潜在价值,高(王家庄据点控制着一段重要运输线)。”李云龙念着档案,嘴角微翘,“就他了。一个典型的,可以‘计算’的对象。”
针对吴金魁的“定制化”策反方案迅速出炉,核心策略是“威逼利诱,消除顾虑”。
威逼(提高其跟随日军的风险成本): 由王大山的“利刃”小队执行一次“精准展示”。无需杀人,而是在某个夜晚,将一枚刻有“利刃”标记的匕首和一张只写有“吴金魁”三个字的纸条,神不知鬼不觉地钉在他的卧室门框上。这是最直接的死亡预告,强化其不安全感。
利诱(提供其与八路军合作的收益): 同时,通过内线渠道,向吴金魁传递信息:独立团了解他的处境,并不强求他立刻反正。只要他能在特定时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对八路军的物资运输队放行),或者提供一些无关核心机密但确有价值的情报(例如,日军巡查时间),独立团可以支付“信息费”或“方便费”,甚至可以考虑在适当时机,帮助他将家人接出县城。
消除顾虑(降低其背叛的心理门槛):散布经过加工的消息,暗示日军内部对伪军忠诚度存疑,正准备进行一轮清洗,尤其是针对那些“首鼠两端”的军官。同时,王根生的情报网会巧妙利用吴金魁与相邻据点连长的矛盾,制造一些小事端,加深其“孤岛”心态,让他觉得投靠八路军是更安全的选择。
整个方案,如同一场精心设计的商业谈判,步步为营,直击对方心理弱点和对利益的权衡。
行动当夜,王大山小队如约而至,留下了“标记”,无声地宣告了独立团有能力随时取他性命。第二天清晨,吴金魁发现门框上的匕首和纸条时,脸色煞白,几乎瘫软在地。
恐惧的种子已经种下。紧接着,内线的“说客”登场,带来了独立团的“合作建议”和“报价”。吴金魁陷入了巨大的挣扎。一边是“利刃”冰冷的死亡威胁和日本人可能的不信任,另一边是独立团抛出的橄榄枝和实实在在的大洋。
他试图讨价还价,要求更高的“报酬”和更明确的“安全保障”。
消息传回团部,李云龙嗤笑一声:“告诉中间人,就这个价码。他吴金魁还没资格跟老子坐地起价。给他一天时间考虑。过时不候,后果自负。”他深知,在这种心理博弈中,表现出过度的急切会让自己陷入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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