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6章 交叉小径的探索（七）

城中村深处有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舍是废弃的仓库改造的。王蓉去的那天下午，正赶上六年级的班会课。主题是：我的理想。

孩子们轮流站上讲台。一个男孩说想当建筑师，给爸妈在城里盖个大房子；一个女孩说想当老师，教像我一样的弟弟妹妹认字。轮到坐在角落的瘦小女孩时，她低着头很久，才小声说：我想让我妈回家。

教室里安静了。女孩叫小月，十二岁，父母都在邻省的建筑工地。她跟着七十岁的奶奶住，每天放学要穿过半个城去菜市场捡菜叶。

为什么想妈妈回家？年轻的班主任轻声问。

小月不说话了，只是摇头。但王蓉看见她攥紧的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课后，王蓉想找小月聊聊。班主任却拦住她：王老师，我知道您是做研究的。但孩子们……他们不是研究对象。

这话像一盆冷水。王蓉解释：我只是想了解他们的生活。

了解之后呢？班主任的眼神很温和，但话很锋利，写论文？发文章？然后呢？小月还是会去捡菜叶，她父母还是不会回来。

王蓉语塞。班主任递给她一叠作文本：您可以看看，但请不要直接接触孩子。他们已经被太多人研究过了——记者、志愿者、大学生社会实践团。每个人来都带着同情，走时带走一堆材料，他们的生活却没有任何改变。

那叠作文本沉甸甸的。王蓉坐在教师办公室的破沙发上，一篇篇翻看。字迹歪斜，错别字很多，但字里行间是真实的生活：

我爸爸在工地受伤了，老板不给钱，妈妈去讨说法，被保安推倒了。（六年级，陈浩）

我妹妹生病了，奶奶说没钱去医院，让我去药店问问有没有便宜药。药店的人不理我。（五年级，刘小花）

我想考上初中，但老师说我们学校升学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奶奶说考不上就去打工，像爸妈一样。（六年级，张明）

王蓉读着读着，手开始发抖。这些孩子把她带回了自己的童年——那些因为贫穷而小心翼翼的日子，那些看着姐姐王玲因为残疾被欺负却无能为力的瞬间。她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但班主任的话在耳边回响：他们不是研究对象。

傍晚，她在城中村的小巷里遇见小月的奶奶。老人正在垃圾桶翻找塑料瓶，背弯成一张弓。王蓉上前帮忙，老人警惕地看她。

我是学校的志愿者。王蓉撒了个谎。

老人这才放松，用方言絮叨：儿子媳妇三年没回来了，寄的钱越来越少，小月要上初中了，借读费交不起……

为什么不让他们回来一起照顾孩子？

回来？回来吃什么？老人苦笑，在工地好歹有口饭吃。回来种地？地早就租给别人了。

王蓉帮老人把捡的废品拖回家。那是间不到十平米的隔间，一张床，一个煤气灶，墙上贴满小月的奖状。小月正在煮面条，看见王蓉，愣了愣，低下头继续搅锅。

小月，下午班会课你说想妈妈回家。王蓉轻声说，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小月不说话。奶奶接过话头：这孩子，就是瞎想。

但王蓉看见小月背过身去，肩膀在微微颤抖。她走过去，看见小月满脸泪水，却咬着嘴唇不发出声音。

我妈妈……小月终于开口，声音像蚊子，去年过年没回来，说买不到车票。今年端午节也没回来。我……我怕她不要我了。

这句话砸在王蓉心上。她想起姐姐王玲，想起王玲离家前的那个眼神——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恐惧？

那天晚上，王蓉在出租屋里整理录音。小月的声音反复播放：我怕她不要我了。她打开电脑，想写点什么，但光标闪烁了很久，一个字也打不出来。

她给周文打电话，说了今天的遭遇和班主任的话。

周文沉默良久。她说得对。我们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容易有一种救世主情结，觉得我们可以为底层代言。但我们的代言，可能只是在消费他们的苦难。

那我该怎么做？假装看不见吗？

不是。周文说，但也许应该换个身份——不是研究者，是学习者。不是我为你说话，是我想听你说话。而且，听完之后，要做点什么，哪怕是很小的事。

做什么？王蓉看着窗外城中村的灯火。小月需要妈妈回家，但这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

第二天，她去了区妇联，想咨询留守儿童的帮扶政策。工作人员态度很好，但话很现实：我们有‘亲情连线’项目，可以组织孩子和父母视频。但解决根本问题？那得靠经济发展，靠户籍改革，靠教育公平。这些不是我们一个部门能解决的。

王蓉要了一份政策文件汇编。厚厚的册子，里面有很多项目名称和预算数字，但翻到具体案例部分，只有寥寥几页，而且都是成功典型——某个留守儿童考上大学，某个打工父母返乡创业成功。

那些没能考上大学的、父母没能返乡的、像小月这样在恐惧中等待的孩子呢？他们在报告里是其余、部分、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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