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姐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第5章 史料中的沉默（二）

县档案馆的库房比编修室更冷。

王蓉裹紧外套，看着管理员从铁皮柜深处搬出三册用牛皮纸包裹的账簿。纸张边缘已脆化，像风干的落叶。

一九六九到一九七一，向阳公社第三生产大队的工分总账。管理员吹了吹灰尘，只能在这里看，不能拍照，抄录要登记。

账本摊开在铺着绿绒布的阅览桌上。

王蓉戴上白棉布手套，指尖触到纸页的瞬间，一股时间的凉意顺着神经爬上来。

最初的几页是端正的钢笔字。

王保国，男，整劳力，十月出工二十八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二百八十分。

李建军，男，整劳力，十月出工三十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三百分。

名字整齐排列，性别、劳力等级、出勤天数、日工分值、总分，五项构成一个劳动者的全部档案。

她翻得很快，目光在性别栏扫过。

连续二十几页，几乎全是男。

直到翻到十一月的附录页，字迹开始潦草，纸张也换成更粗糙的黄色土纸。

在页面最下方，出现一小块拥挤的记录：

李氏（王保国家），女，半劳力，十月出工十五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九十分。

张氏（李建国家），女，半劳力，十月出工十二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七十二分。

赵秀英（寡妇），女，半劳力，十月出工十八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一百零八分。

王蓉的呼吸放慢了。

她抽出笔记本，画了一张简单的表格。

横向是月份，纵向是姓名、性别、劳力等级、日工分、出勤天数、总工分。然后开始逐页抄录。

数字逐渐堆积出令人窒息的规律。

第一，女性几乎从未作为独立个体出现。

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记录，姓名栏写的是某某氏，括号里标注所属家庭。那个括号像一枚小小的镣铐，把女人锁在男人的名字之后。即便是少数有全名的女性——如赵秀英——也必定附带身份标签：寡妇。

第二，性别直接决定劳力等级。

所有男性，只要成年，清一色整劳力。

所有女性，无论年龄，几乎全是半劳力。偶有整劳力评价的，只出现在二十岁以下的未婚女子中，且一旦结婚，下一季的账本上必定降为半劳力。

第三，工分价值系统性的差异。

男性整劳力，日工分十分。

女性半劳力，日工分六分——正好是男性的百分之六十。

王蓉用笔尖点着这组数字，忽然想起张教授在课堂上讲过的话：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往往就藏在最枯燥的数字分类里。六成，这个比例不是偶然，它传递的潜台词是：女人的劳动价值，天生就只有男人的六成。

她继续翻。

一九七零年的账本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李明珍（王建国家），女，半劳力，三月出工二十二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一百三十二分。

王蓉的手指停在母亲的名字上。

二十二天。那个月有三十一天，也就是说，母亲出工了二十二天。她迅速往前翻找父亲王建国同月的记录：王建国，男，整劳力，三月出工三十天，日工分十分，合计三百分。

母亲出工二十二天，父亲三十天。

那空缺的九天去哪里了？

王蓉闭上眼睛，想象一九七零年三月的北方农村。春寒料峭，土地开始解冻。生产队要送肥、整地、准备春播。一个年轻妇女——那时母亲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请了九天假。这是什么原因？生病？不可能，小兵是不敢请假的。回娘家？但外婆家就在邻村，不需要九天。

她忽然明白了。

那应该是月经期。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经期叠加了严重的痛经或不适。村里的女人私下流传着经验：实在撑不住时，就去找妇女队长说一声。没有病假条，没有正式记录，只是在工分账上少几天出勤，少几分收入。而男人，除非重病，否则不会因为身体周期性原因缺席劳动。

母亲从未提过这些。

她只说过：那时候干活苦，但大家都一样。

王蓉继续往下抄录。

一九七一年夏收的账页上，出现了一个刺眼的记录：

王氏（李二狗家），女，半劳力，七月出工零天，日工分零分，合计零分。

备注栏有一行小字：产期。

整整一个月，零工分。

王蓉迅速查找这个李二狗的同期记录：出工三十一天，满分。

她往后翻了一个月，找到王氏八月的记录：出工五天，日工分六分，合计三十分。备注：产后，半休。

五天后，九月记录：出工二十天，恢复正常。

王蓉在笔记本边缘快速计算：

七月零收入，八月仅三十工分（约合三角钱），九月恢复但仍有十天缺席。假设生产队年终按工分分粮，这个家庭将面临严重的缺口。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家庭中的女性完成了一次生育。

她感到胃部一阵紧缩。

这不是个案。她连续发现五例类似的产期零工分记录，时间分布在不同年份，模式完全一致：女性生育当月零工分，次月极低工分，第三个月基本恢复。没有任何补贴，没有任何照顾性工分，仿佛生育是一项纯粹的个人事务，与集体劳动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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