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四十七年,秋深。
天幕带来的震荡余波未平,朝堂上下仍在消化那些关于百年帝位、海外藩国、女子科举乃至“规则生态圈”的惊人预言时,现实的窘迫却已携着北方的风沙与南方的旱气,沉甸甸地压在了紫禁城的飞檐上。
康熙皇帝眉头深锁,看着御案上几份并排摊开的奏报。一份来自福建巡抚,言及泉州、晋江等地“自春徂夏,雨泽愆期,溪流断涌,田畴龟坼,早稻失种,晚禾难播,民情惶惶”;另一份则发自甘肃,字字泣血,描述靖远等地连年亢旱,今岁尤甚,“秋禾尽槁,颗粒无收,饥民鬻妻卖子,析骸而爨,流亡载道,十室五空”,已然到了“人相食”的边缘。这不是突发性的洪水或地震,而是缓慢却致命的窒息,是土地在呻吟,生民在哀嚎。
朝廷不是没有动作,调拨钱粮、减免赋税、设粥厂、劝富户,惯例的赈济程序都在走。但杯水车薪,吏治的**与效率的低下,使得救命的粮款如同投入漏勺的水,层层漂没,真正落到灾民手中的寥寥无几。南旱北荒同时加剧,像两条逐渐收紧的绞索,勒得帝国喘息艰难。
朝会上,气氛凝重。户部尚书、工部尚书轮番出列,奏报赈济艰难、钱粮不足、河道干涸难以调水等等。建议无非是再请内帑、严令地方、祈祷上天。老生常谈,了无新意。康熙的目光扫过殿中垂首的臣子,扫过那些或凝重、或麻木、或暗自算计的儿子们,心头涌起一股深深的无力与烦躁。他缔造了盛世,却难抵这天行无常;他驾驭了群臣,却治不了这庞大帝国的沉疴积弊。
就在这时,一个不算起眼却足够清晰的声音响起:
“皇阿玛,儿臣……或有一愚见。”
众人看去,是翰林院的一位汉臣,素以勤恳扎实着称,并非任何皇子的门下。
“讲。”
“奴才翻阅近年邸报与地方志,福建旱情虽重,然其地近海,或可效仿前朝与民间旧例,以工代赈,疏浚淤塞港汊、陂塘,既可蓄水备旱,亦能活民口食。至于甘陕之旱,”他顿了顿,似乎下定了决心,“连年歉收,非一时之困,恐需专人前往,统筹全局,查勘实情,督促地方,并……并得行非常之策,方能遏止流亡,稍苏民困。臣观诸皇子中,四贝勒胤禛,历办部务,精于筹算,处事严谨,不避繁难,或可……当此重任。”
话音落下,殿中一片寂静。
所有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了胤禛身上。惊讶、怀疑、算计、幸灾乐祸、甚至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交织成一张无形的网。
提议让一位皇子,而且是刚刚被“天幕”预言将御极百年、如今正处于风口浪尖的四皇子,去具体负责处理两处棘手的灾荒?这提议本身,就充满了微妙的意味。是真心举荐?是试探?是将烫手山芋抛出?还是……某种隐晦的、基于“天幕预言”的期待?
康熙的目光也落在了胤禛身上,复杂难明。老四确实勤勉,部务办得扎实,但他性子冷硬,人缘不佳,能处理好需要多方协调、甚至可能触及地方利益网络的赈灾大事吗?更重要的是,此刻派他出去,是否会坐实某些猜测,助长那“天命所归”的无形气焰?可眼下,南旱北荒确系燃眉之急,常规手段已然失效。
胤禛自己,心中亦是巨浪翻腾。他几乎立刻就明白了这个提议背后的多重含义。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也是一个危险的陷阱。办好了,固然能稍减天幕带来的猜忌,证明自己的实干之才;办砸了,或者过程中稍有差池,便会被无限放大,甚至可能被扣上“无能”、“扰民”、“借机敛财”乃至“心怀叵测”的罪名,万劫不复。而且,离开京城这个漩涡中心,固然能暂避风头,却也意味着脱离了皇阿玛的视线,给了暗中敌人更多可乘之机。
然而,他没有选择。皇阿玛的目光在等待,群臣的目光在审视,那南北两地无数饥民哀恳的目光,仿佛也穿透了殿宇,落在他身上。天幕预言中的那个“自己”,可以布局百年,掌控生态。而现在的他,只是一个被推到台前、别无长物的凡人皇子。
他出列,撩袍跪下,声音沉稳清晰,不见波澜:“儿臣胤禛,愿为皇阿玛分忧。然赈灾事大,关乎万千生民性命,儿臣才疏学浅,恐难当大任。若皇阿玛信重,儿臣恳请与熟悉河工、农事之干员同往,并请皇阿玛赐予临机决断、核查钱粮之权,儿臣必竭尽驽钝,实地查勘,因地制宜,务求实效,以解民困,以报天恩。”
他没有推辞,也没有大包大揽,而是务实地提出了条件——要人,要权。这是办事的姿态,也是自保的必须。
康熙盯着他看了片刻,缓缓道:“准。着胤禛总理甘肃旱荒赈济事宜,福建旱情亦着其统筹建言。户部、工部择选干员随行,赐王命旗牌,沿途官员、赈灾钱粮,皆受其节制核查。事关重大,若有差池,或虚应故事,朕决不轻饶。”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