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暑将至,天气变得闷热潮湿,午后常有一场急雨,洗刷掉天地间的燥热,留下满院草木的清新湿气。茶山在雨水的滋润下,绿得愈发深沉厚重,叶片肥硕,进行着旺盛的光合作用,为秋茶的萌发积蓄着养分。林家小院的“教学性”炒制活动,在经历了春末夏初那段高强度的、带有探索性质的“复盘”与“系统化记录”尝试后,节奏逐渐放缓,进入了一个需要沉淀、消化和内在转化的阶段。灶房里的炒锅并非完全冷却,但点燃的频率降低了,每次升火的目的,不再是追求掌握某个具体的、孤立的技巧,而是转向了更具综合性和连贯性的“全程模拟”与“手感积累”。
然而,正是在这种看似平淡、重复的练习中,一种此前被急切的教学目标和繁琐的记录工作所部分掩盖的、更深层次的差异,开始在林振山和赵小满这两个学徒身上,清晰地、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这种差异,并非简单的勤奋与否或领悟快慢,而是根植于两人天性、思维模式与身体感知类型的根本性不同,如同同一块茶田里,因着细微的土壤、光照差异而长出的两株各具特色的茶苗,开始了各自的分蘖与生长。
林振山依旧是那个沉默寡言、吃苦耐劳的汉子。他每天最早起床,将灶房打扫得一尘不染,将炒茶的一应工具擦拭得光亮照人。练习时,他依旧是投入十二分的力气,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甚至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虔诚。他严格按照师傅的示范和札记上记录的要领去做,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然而,一种新的、更深的焦虑,开始悄然啃噬着他的内心。他发现,当师傅林国栋要求他们不再仅仅关注某个“点”,而是开始尝试将几个环节串联起来,追求一种“连贯性”和“整体手感”时,他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
比如,在一次练习从“杀青”向“揉捻”过渡的关键节点时,林国栋强调:“感觉锅里青气散得差不多了,叶色转暗了,叶子也软下来了,这时候,手上的劲儿就要变,从‘抖散’为主,慢慢加入‘捺’和‘揉’的劲儿,不是咔哒一下变,是慢慢转,像和面,水吃进去了,才开始揉。” 道理,林振山听得明白,札记上也记了。可一到实际操作,他就慌了神。他要同时去关注锅温的变化(怕凉了或过了),要竖起耳朵听茶叶声响的细微转变,要用鼻子分辨那捉摸不定的香气转换,还要手上调整力度和手法……他的感官像是容量有限的容器,一下子被过多的信息淹没,顾此失彼。 他常常是注意到了叶色变化,却忽略了手下叶质已然过软;或者闻到了香气转变的苗头,手下翻炒的节奏却乱了套,导致受热不均。他越想面面俱到,就越是手忙脚乱,动作僵硬,炒出的茶叶品质波动很大,时好时坏,毫无稳定性可言。 一种“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做不好”的挫败感和自我怀疑,像藤蔓一样缠绕着他,让他每次站到锅前,都仿佛背负着千斤重担,额头上的汗珠,更多是源于内心的焦急和恐慌。他的成长,遇到了瓶颈,一个源于信息处理方式和身体协调性的瓶颈。
而赵小满,则呈现出另一种状态。他依旧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和敏锐的观察力,但他的兴趣点,似乎悄然发生了偏移。他依然会认真记录,但他的札记上,除了客观现象描述,开始出现更多的符号、自创的缩写、甚至简单的示意图和逻辑箭头。他开始试图“解构”炒茶的过程。比如,他会试图将“杀青适度”这个综合判断,分解为“叶色变化率(%)”、“青气残留度(估计)”、“叶质软硬度(等级)”等几个他臆想的“指标”,并试图寻找这些“指标”之间的“相关性”。他会问林国栋:“师傅,您觉得‘青气散尽’和‘叶色转暗’这两个,哪个更关键?是先后关系还是同时发生?如果香气转得快,但叶色变得慢,该以哪个为准?” 他的问题,越来越倾向于寻求一种底层的、可概括的“规律”或“优先级”。
在练习中,他不再满足于模仿师傅的整体动作和节奏,而是试图“分析”每个动作的“目的”。他会一边操作,一边自言自语般地低声念叨:“现在抖散,是为了均匀受热,散水汽……现在感觉叶子有点粘手了,说明细胞壁破了,茶汁要出来了,该加力揉捻了,目的是挤出茶汁,利于成形和滋味溢出……” 他试图用自己理解的理论,去“解释”和“指导”手上的动作,仿佛需要一个“为什么这么做”的理由,才能更好地执行“怎么做”。 这种思维方式,有时能让他更快地理解某个环节的原理,从而掌握得更牢固;但有时,尤其是当需要瞬间的、综合的直觉判断时,他的这种“分析癖”就会成为一种羁绊。他会因为过度思考“该以哪个信号为准”而错过最佳的操作时机,或者因为试图将连续的过程拆解成离散的步骤,而导致动作缺乏流畅感,显得刻板、机械,炒出的茶,有时条索清晰,却总让人觉得少了点“活”气,滋味不够饱满。他仿佛一个过于依赖地图的旅人,每一步都要核对方向,却可能错过了沿途的风景和直觉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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