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二年的大兴安岭,冬天冷得邪乎。刚进腊月,一场连刮三天的白毛风就把进山的路全封了,雪没到大腿根,风卷着雪粒子打在脸上,跟小刀子割似的疼。老周裹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蹲在林场宿舍的门槛上,咬了一口冻得邦邦硬的冻柿子,冰碴子顺着喉咙往下滑,激得他打了个寒颤。“周哥,今晚还是你值夜巡山?”门口传来脚步声,是刚分配来的小年轻刘磊,手里攥着个掉漆的搪瓷缸,里面飘着几片茶叶。
老周“嗯”了一声,把冻柿子核吐在雪地里,核子刚落地就冻在了地上。“你新来的,夜里山路不熟,待在宿舍守着电台,有事我喊你。”他站起身,军大衣上的雪沫子簌簌往下掉。老周今年五十四,在这大兴安岭的盘古林场守了三十年林子,脸被风雪吹得黝黑粗糙,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蚊子,可一双眼睛却亮得很,不管是黑灯瞎火的林子还是冰滑的山路,他都能瞅得明明白白。林场的人都说,老周是“林子里的活地图”,连狼都得给三分面子。
“周哥,你真不信那事儿啊?”刘磊凑过来,声音压得低低的,“早上我跟王师傅闲聊,他说前几天巡山,在哑巴沟那边瞅见个穿白衣服的女的,大冬天的就穿件单衣,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老周嗤笑一声,从怀里摸出个扁酒壶,拧开盖子抿了一口烧刀子,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滑下去,浑身都暖了几分。“山里的雾气大,风一吹啥影子没有?王师傅那是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使,别听他瞎咧咧。”
话是这么说,可老周心里也犯嘀咕。哑巴沟那地方,确实邪性。早年间是淘金客的坟地,后来日本子来了,在那儿杀过不少抗联的,解放后又出过几次人命——有迷路冻僵的,有被熊瞎子拍死的,还有个年轻护林员,好好的突然就疯了,嘴里喊着“白影子”“没脸”,没过半年就跳了山涧。林场的老辈人都说,哑巴沟的阴气重,晚上没人敢往那儿去。
傍晚六点多,天就黑透了。大兴安岭的冬天,黑夜长得像没有尽头,月亮被厚厚的云层遮住,连颗星星都没有。老周检查了一遍他的老伙计——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车龄比刘磊都大,车身坑坑洼洼的,喷着“护林防火,人人有责”的红漆,有些地方漆皮掉了,露出底下的锈迹。“老伙计,今儿个又得辛苦你了。”他拍了拍方向盘,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车内一股混合着机油、烟味和烧刀子酒气的味道,是老周再熟悉不过的气味。他拧动车钥匙,发动机“突突突”地响了半天,才勉强发动起来,声音跟咳嗽的老头似的。仪表盘上的灯光很暗,油表指针指在半格,水温表半天没动静。老周打开暖风,风口吹出的风先是凉的,过了好一会儿才透出点热气。他摸出对讲机,按了一下通话键:“总部总部,我是老周,准备出发巡山,路线是三号区到哑巴沟,完毕。”
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刺啦刺啦的杂音,过了几秒才传来宿舍值班员的声音:“收到老周,注意安全,今晚风雪大,哑巴沟那边别待太久,完毕。”“明白。”老周把对讲机放在副驾驶座上,又从仪表盘的抽屉里摸出一副手套戴上——是那种厚棉的,指尖磨出了洞,露出里面的毛线。他挂挡、松手刹,吉普车慢悠悠地驶出了林场宿舍的院子,顺着唯一的一条土路往山里开去。
刚出院子,风雪就大了起来。雪花打在车窗上,发出“噼啪”的声响,雨刮器来回摆动,却怎么也刮不干净,玻璃上总是蒙着一层模糊的白霜。老周不得不时不时地伸手,用手套擦一下玻璃内侧。车灯亮着,两道昏黄的光柱射向前面的黑暗,却像是被吞噬了一样,只能照到几米远的地方。路两旁的松树又高又密,光秃秃的枝桠在风中摇晃,影子投在雪地上,像张牙舞爪的鬼。
“这鬼天气。”老周骂了一句,又抿了一口烧刀子。他开得很慢,车速始终保持在二十迈左右。这山路太险,雪下得又厚,稍不注意就会滑进旁边的沟里。他的右脚始终虚放在刹车上,眼睛死死盯着前方的路面,连眼都不敢多眨。车里的收音机开着,调到了当地的一个电台,信号很差,一会儿是刺耳的杂音,一会儿是断断续续的歌曲,偶尔还会冒出几句天气预报:“……大兴安岭地区未来二十四小时有强降雪,气温降至零下三十五度,局部地区有暴风雪,提醒山区居民避免外出……”
开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三号区的检查站。这是一个简陋的木房子,里面有个烧煤的炉子,是护林员休息的地方。老周停下车,推开车门走了进去。屋里暖烘烘的,炉子上坐着一个铁壶,正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值班的是个叫小李的年轻护林员,正蹲在炉子边烤红薯。“周哥,你来了?快烤烤火。”
老周搓了搓冻得发僵的手,凑到炉子边。“今儿个三号区没啥情况吧?”“没啥情况,就是下午听见狼嚎了,在西边的林子那边,离得还远。”小李递过来一个烤得焦黑的红薯,“刚烤好的,你尝尝。”老周接过红薯,烫得直换手,剥开焦皮,里面的瓤金黄金黄的,冒着热气。“对了周哥,昨天我听山下的老乡说,哑巴沟那边又出事了,说是有个跑运输的司机,夜里路过那儿,车胎爆了,等救援的时候,总觉得有人在车外瞅他,吓得他连夜弃车跑了,车扔在那儿还没敢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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