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堂上的暗流,并不会因为皇帝的赞赏和明发天下的捷报而平息,反而在最初的震惊过后,以更加隐蔽和激烈的方式涌动起来。
文官清流集团,在经过最初的私下非议后,开始尝试将他们的担忧与批判,以更正式的方式表达出来。数日后的常朝之上,当永乐皇帝朱棣再次就东征捷讯勉励群臣,并要求各部协力做好后续封赏与保障工作时,都察院的一位御史,率先出班,打破了表面上的和谐。
“陛下!臣有本奏!”这位御史手持玉笏,声音洪亮,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汉王殿下跨海击倭,初战告捷,扬我国威,臣等与有荣焉。然,臣近日闻听市井传言,及细阅战报,心中却有疑虑,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朱棣端坐龙椅,面色平静,看不出喜怒:“哦?有何疑虑,卿且奏来。”
“陛下!”御史抬起头,言辞恳切中带着激愤,“臣闻王师攻克倭岛,虽云剿匪,然战报中‘焚毁’、‘阵斩无数’之词,触目惊心!倭寇首恶固当诛除,然其岛上,岂无妇孺老弱?岂无被迫依附之平民?王师天威所致,玉石俱焚,岂不有伤陛下好生之德,有违圣人仁恕之道?此其一也!”
他顿了顿,观察了一下皇帝的脸色,继续道:“其二,战报提及,于岛上立碑,宣示疆土。陛下,倭国虽小,亦是一邦。我天朝上国,当以德服人,以理晓之。如此强行立碑,言辞霸道,恐非怀柔远人之策,易使四夷离心,视我大明为恃强凌弱之邦,于陛下圣名有损啊!”
“其三,”御史的声音愈发高昂,“跨海远征,耗费国帑民力甚巨!听闻天津卫为造新舰、练新军,所费银钱已逾数百万两!若将此巨资用于安抚流民、赈济灾荒、兴修学堂,岂非更能彰显陛下仁政,稳固我大明根基?如今东南赋税重地,连年加饷以资军需,百姓负担日重,臣……臣恐非长久之计!”
这位御史的奏对,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立刻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许多文官纷纷点头附和,交头接耳,显然这番话代表了他们相当一部分人的心声。
龙椅上,朱棣的脸色依旧平静,但熟悉他的人,能从他微微眯起的眼睛和放在龙椅扶手上、轻轻敲击的指尖,看出他内心并非毫无波澜。他没有立刻发作,而是将目光扫向其他大臣:“众卿,对此有何看法?”
立刻有几位科道言官出班,支持那位御史的观点,纷纷引经据典,强调“兵者凶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质疑东征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并将矛头隐隐指向了背后支持这一切的晟王朱高晟,认为其“兴奇技淫巧,耗竭民力,非治国正道”。
面对文官集团如潮的攻讦,先前保持沉默的户部尚书夏原吉,终于忍不住,大步出列。
“陛下!臣有本奏!”夏原吉的声音沉稳有力,瞬间压过了那些清议之声,“方才几位言官所言,臣以为,实乃迂阔之见,不识时务!”
他此言一出,满朝皆惊!夏原吉身为朝廷重臣,一向以持重着称,如此直接地驳斥言官,实属罕见。
“夏尚书!你……”那位率先发难的御史气得脸色通红。
夏原吉却不理会他,面向朱棣,朗声道:“陛下!倭寇为患东南,已非一日!数十年来,焚掠州县,杀戮百姓,掳掠妇孺,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我沿海百姓,深受其害,家破人亡者不可胜数!对此等凶顽暴戾之徒,讲什么‘仁恕之道’?难道要等他们将刀架在我大明子民的脖子上,我们还要与之讲道理吗?王师征剿,除恶务尽,正是扞卫我百姓安宁,彰显陛下护国之志!何错之有?!”
他语气激昂,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气势:“至于立碑宣示!陛下,据史籍所载,倭地古称‘瀛洲’、‘东鳀’,与中原往来已久!其民风未开,久失王化,沦为盗寇渊薮。如今王师收复故土,肃清妖氛,立碑明界,正是宣告此地重归王化,警示后来者不得再犯!此乃堂堂正正之举,何来‘霸道’之说?难道要任由倭寇盘踞,继续为害,才是‘怀柔’吗?!”
他最后将矛头直指最关键的经济问题,这也是他最有底气的部分:“说到耗费国帑!不错,天津卫造船造炮,确需投入。然,此乃一时之投入,换来的是百年海疆之安宁,是倭患永绝之后患!更不用说此次远征所需大部分费用皆由天津位的军民自行负担国库所付甚少且”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那些面露不满的文官,提高了音量,“——汉王殿下捷报中已言明,于岛上发现重大金、银、铜矿线索!此乃天赐我大明之宝藏!一旦开采,其利源源不断,何止弥补前期投入?必将极大充盈国库,惠及天下万民!诸位口口声声为民请命,难道眼睁睁看着这利国利民之矿藏,继续被倭寇窃据,而不允许王师取回吗?!究竟是些许钱粮重要,还是这关系国运的矿脉重要?!是空谈仁义重要,还是实打实的国力增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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