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安城的残阳,似乎都带着一股洗刷不去的血色。昔日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到处都是高楼大厦的帝都,如今处处是断壁残垣与焦黑的木料,空气中弥漫着烟尘与尚未散尽的肃杀之气。然而,就在这片巨大的废墟之上,一种新的、粗糙而充满生命力的秩序,正被强行建立起来。
蒙元大汗铁必烈,并未住在保存尚算完好的旧日皇宫深处,而是将他的金帐直接设立在了已被焚毁大半的太庙广场上。这是一种无声的宣告:旧有的祭祀与法统,已被铁蹄踏碎,新的神只与规则,将由他来订立。
帐内,牛油巨烛燃烧,映照着那张棱角分明、如同草原雄鹰般的面孔。他听着麾下将领与刚刚投诚不久的原东唐降臣们的汇报,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铺在狼皮褥上的巨大地图。
“陛下,山南李成全所部匪军,据守沂山,已被华木黎将军剿灭,斩首万余,余众溃散。”
“江淮之间,张畴聚集溃兵,自称忠义军,劫掠州县,已被阿术将军击破,张畴授首。”
“川中……仍有零星抵抗,但已不成气候。”
一条条捷报传来,意味着北地最后成规模的反抗力量正在被迅速扑灭。铁必烈微微颔首,脸上并无喜色,仿佛这一切理所应当。他的目光,越过地图上那些被标注已平定的区域,最终落在了东南一隅,那里被特意用朱砂勾勒出一个醒目的圆圈。
“癣疥之疾已除,然心腹之患犹在。”铁必烈终于开口,声音低沉,却带着金石之音,让帐内瞬间安静下来,“叶飞羽,杨妙真……葬龙坡之败,非战之罪,乃我军轻敌,亦是彼辈确有非常之能。”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帐内那些面露不忿的蒙元诸将领,以及眼神闪烁的原东唐帝国的降臣,缓缓道:“然,国之大事,在戎在祀,亦在民心与根基。欲破东南,必先稳固根本。朕意已决,即日起,以金安为中都,立国号‘圣元’,承天命,统御四海!”
此言一出,帐内众人,无论蒙元还是原东唐的文武大臣,皆躬身称颂。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铁必烈绝非只知杀戮的莽夫,他深知要统治这广袤的农耕文明之地,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他随后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展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与深远的战略布局,可称之为“定鼎九策”:
中枢双轨: 表面上,他仿照东唐旧制,设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大量任用安福山等原东唐高官,给予其处理民政、财政、司法之权,以示“宽仁”,安抚士心。安福山被册封为“镇南王”,享三司仪仗,成为新朝一面耀眼的招牌。然而,真正的决策核心,是他身边的“怯薛”宿卫与由蒙古亲贵组成的“忽里台”会议,所有重大军国要务,皆由此出,汉官不得与闻。朝会之上,蒙古贵酋可带刀直入,高谈阔论,而汉人官员则屏息凝神,位列下首,等级森严,一目了然。
军事镇戍: 推行“探马赤军”镇戍制度。将全国划分为数百个万户府,要害地区、交通枢纽、大城重镇,皆由绝对忠诚的圣元、色目万户长统兵驻守,形成一张覆盖北地的军事控制网。投降改编的数十万“新附军”,则被打散编制,派往各地承担筑城、漕运等杂役,或被驱为前锋,消耗于对残余抵抗势力的清剿中。这些新附军待遇低下,器械简陋,往往一战即溃,其存在本身,就是对反抗意志的持续消耗。
人口置换: 颁布《徙民令》,从岭北、辽阳、甘肃等地,大规模、分批次地迁徙原蒙元、色目部众南下,以“计丁授田”的方式,安置于山北、山南、河东等战略要地,建立“屯垦庄园”。这些新移民自成体系,与当地原东唐百姓杂处,其语言、信仰、习俗如同水滴石穿,悄然改变着地方的社会结构,旨在从根本上瓦解潜在的反抗基础。大量原本属于东唐士绅的良田被强行征用、分配,引发了无数血泪冲突,但在铁蹄的镇压下,反抗的火苗迅速被扑灭。
经济钳制: 设立“诸路宝钞提举司”,强行发行“中统交钞”,规定与金银兑换,并用以征收赋税,试图掌控经济命脉。同时,对东南地区实施严厉的经济封锁,严禁茶叶、铁器、食盐、布帛等战略物资南流,也阻断东南的海外贸易通道,企图从经济上绞杀叶杨联盟。沿江沿海,圣元水师巡逻日益频繁,查缉走私,凡有违禁,货物没收,人员处斩,绝不姑息。
文化笼络与分化: 宣布开科取士,但考试内容加重经义、策论,削弱诗词歌赋,并实行“民族分榜”,保障圣元、色目人的仕途优势。同时,征召原东唐翰林院学者,编修《大元一统志》,以此标榜正统,笼络文人。对佛、道等宗教领袖加以册封,利用其影响力稳定民心。但对于任何私下传播“怀念故唐”、“诽谤新朝”言论的行为,则严厉镇压,文字狱初现端倪。
驿站情报网: 在原有驿站基础上,扩建形成一张空前密集、高效的“站赤”系统,规定非军事紧急事务亦可通过驿站传递,实则将其打造成覆盖全域的情报网络,监控地方,传递政令军情,速度远超以往。凭借此网,铁必烈虽坐镇中都,却能对各地风吹草动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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