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自落鹰涧燃起,其势并非野火燎原,而是如同帝国宗庙中重新点燃的祀火,带着法统与正统的光辉,迅速映照在东唐帝国波谲云诡的政治天幕之上。
由凤凰郡主、河西节度观察使杨妙真署名的《讨逆安民檄》,经由行军司马叶飞羽的如椽巨笔,已不再是简单的战报或声讨,而是一篇精心雕琢的政治宣言。檄文开篇即以“臣,凤凰郡主妙真,谨泣血百拜,上达天听,下告万民”起势,将自身置于忠臣孝子的位置。它猛烈抨击安福山“欺君罔上,跋扈不臣,视皇命如无物,戕害宗室,荼毒百姓,其罪滔天,罄竹难书”,字字句句都将矛头指向其“国贼”本质。进而,檄文极力彰显杨妙真作为“先帝亲封郡主,陛下之嫡亲侄女”的尊贵身份,申明其起兵乃是“受命于危难之间,秉持杨氏血脉之责,清君侧,诛国贼,以安社稷,以慰黎庶”。落鹰涧大捷,则被描述为“陛下洪福,祖宗庇佑,忠义感天”的明证,是皇权正统对叛逆的雷霆诛伐。
这篇檄文,如同一块投入早已浑浊不堪的帝国政坛深潭的巨石,激起了层层叠叠、方向各异的涟漪。
在安福山实际控制的东部诸州以及众多尚在观望、首鼠两端的藩镇境内,檄文被秘密传抄,飞速流播。许多对安福山霸道行径敢怒不敢言的士大夫、地方豪强,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审视这位偏居河西的郡主。她不再仅仅是一个凭借父辈余荫和自身勇力据守一方的女节度,更代表着帝国杨氏皇族对权臣势力的强势反击,是法统与秩序可能的恢复者。一时间,前往凤凰山投效的队伍中,除了求活的流民溃兵,更多了许多身着儒衫、曾任职于中枢六部或被安福山排挤的地方官员。他们携带着对朝廷的失望与对皇室的最后一丝忠诚,将凤凰山视为“靖难”的希望之地,言辞间每每以“王师”、“义旅”相称。
在帝都金安城,尽管龙椅上的皇帝杨宗经可能依旧被权宦(如枢密使鱼朝恩)或某些与藩镇勾结的权臣所包围掣肘,但这篇明确表示“效忠陛下,铲除奸佞”的檄文,却如同一把无形的利剑,刺破了朝堂上虚伪的平静。公开场合,即便是最阿附安福山的朝臣,也不敢轻易给一位正在与“国贼”血战、且血脉如此亲近皇室的郡主扣上“叛逆”的帽子。私下里,一些忠于皇室、力图振作的清流官员和不得志的宗室,则暗中额手称庆,视杨妙真为外援,开始小心翼翼地串联,试图在僵死的朝局中撬开一丝缝隙,将凤凰山的声音和力量,引入这帝国权力中枢的博弈场。
凤凰山根据地,也因此笼罩上了一种不同于寻常藩镇军营的氛围。校场之上,除了操练喊杀声,军官训话时,必先强调“忠君报国,匡扶社稷”;营房之内,新编入的降卒,第一课便是学习“尊奉郡主,效忠陛下”的规矩。杨妙真亲自巡视时,将士们眼中除了对主帅的敬畏,更添了几分对天潢贵胄的天然崇敬。整个军营,在铁血肃杀之中,隐隐透出一种“王师”的庄严气象。
派出的三支精锐小队,行动也更具政治象征意义。他们不仅以雷霆手段拔除叛军据点,缴获物资,更在占领后立即张贴安民告示,宣布“奉凤凰郡主令,讨逆安民,恢复王化”,对待被俘的低级军官和士卒,也严格遵循“胁从不问,首恶必究”的原则,并进行宣讲,分化瓦解叛军基层。这使得凤凰军的“仁义之师”与安福山部的“虎狼之军”形成了鲜明对比,进一步争取了民心。
这一日,天光未亮,叶飞羽已在中军大帐旁专设的“机要房”内,对着巨大的山川舆图凝神沉思。亲兵送来的最新细作情报堆积在案头,经过他连夜梳理,形势图景逐渐清晰:
其一,安福山确已震怒,但其主力被郭子龙、李光辉等部死死钉在潼关至河东一线,难以大规模回师。他已以八百里加急发出严令,命其心腹大将、驻守汴州的平卢节度副使田承德,与驻守宋州的忠武节度使张云志,尽起本部精锐,并节制周边诸州兵马,限期一月,务必踏平凤凰山,“献杨妙真首级于帐前”。
其二,邻近的两位强藩,北面的平卢节度使王元逵(与田承德并非完全一路),南面的淮西节度使李忠臣,均已加强边境戒备,兵马调动频繁。探子回报,此二人均派出了大量斥候,密切监视安、杨战事进展,其态度暧昧,意图难测。
其三,来自金安城的零星消息显示,朝堂之上因檄文之事暗流汹涌,但尚无明确旨意传出。监军太监系统似乎有异常活动。
叶飞羽用手指在地图上田承德和张云志的集结区域画了两个圈,又在那两位观望的节度使方向点了点,眉头微蹙。这时,帐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身披赤色斗篷、甲胄在晨光中泛着冷冽光泽的杨妙真走了进来。
“飞羽,又是一夜未眠?”杨妙真声音清越,带着一丝关切。她目光扫过地图上叶飞羽做的标记,已然明了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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